与一般的纪录片不一样，拍摄《老妈蹄花》，并不是奔着要完成一个纪录片的目的。拍摄的行为，与艾未未工作室其他的影像一样，首先只是一个记录。将自己所做的事情，所看见和遇到的情况，随时记录下来，这是一个良好的习惯。这个习惯响应了这个时代飞速发展的影像技术。事到如今，传统的文字，仅仅是书写及传播的形式之一。
换句话说，当艾未未一行人从北京前往成都，于8月11日晚住进安逸旅馆，是为了另外一桩更加重要的事情，比较起来，这件事情是第一性的，拍摄是第二性的，前者要大于后者。
艾未未这样解释自己此行的目的——是为被关押的汶川地震遇难学生调查者、四川环保人士谭作人先生的开庭作证，因为艾先生和他的公民志愿者也为调查遇难学生名单做了大量调查，他将会证明谭先生的调查是有大量事实根据的，他相信谭先生是无辜的。
因此，作为纪录片，《老妈蹄花》十分依赖于被拍摄的这个行为，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它本身不是独立的，而是从属于所发生的事情。
当然，所有纪录片都不同程度上依赖被拍摄对象，依赖他们眼前所看见和遇到的。但是一般来说，拍摄者对于其拍摄对象不是完全心中无数，他们或许已经勘察过所要拍摄的场所和人员，而且已经获得某些模糊的了解，才决定将举起拍摄机器对着他们。新闻纪录片则另当别论。
对于《老妈蹄花》来说，情况显然有别。艾未未一趟人将会遇到什么，别人将会如何对待他们，而他们自己将如何应付，过程如何，结果如何，这些都是无法事先预知的。作为浦志强律师邀请的证人，艾未未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出席8月12日上午的庭审。 在这些人的前方，一切显得扑朔迷离。
将自己放到某个未知的情境中去，随时准备迎接意料不到的局面，承受其中的巨大压力，这既是行动的冒险精神，也是艺术的精神。比起传统艺术以怡情养性为主，现代艺术加进了好奇、探索、历险这样的精神元素。艺术不再是跟在现实后面，它本身便能够提供一个新的事件，从而昭示某个前景。
有人还是先行了一步。抵达成都的当天晚上，艾未未及同行的音乐家左小祖咒等一干人，与成都时事评论家冉云飞在一个叫做“老妈蹄花”的饭馆喝酒言欢时，一辆白色轿车已经守候在侧。碰到这种情况，一般人也许会躲，当作没看见，而艾未未则不假思索地上前询问。结果，这辆车十分留恋地徐徐离开。艾未未充分利用了自己的优势——他在明处，越公开他越有力量。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套用一句流行语，叫做“地球人都知道”。凌晨三点来钟，有人拍打、撞击艾未未的房间，称自己是“警察”。艾未未问“我怎么知道你是警察？”对方答道，通过房门上的“猫眼”可以看到”。艾未未说：“我为什么要看你啊？”门外自称警察的人，在重复艾未未“我为什么要看你”之后，很有把握地说了一句说“那我现在……一会儿来看你”。这话听上去他掌握了足够的权力。是吗？
片中这一段没有画面，不是像有人猜测的那样灯火被关闭，而是摄像机不在场。艾未未临时摁下了录音工具。他的意识很强。更强的是他拿起手机打110报警，说有人想要闯入他的513房间。
同时录下的还有这段争执，其中太多“可圈可点”：
警：谁打你了？
警：谁看见啦？
艾：做警察是这样做的吗？
警：你有什么证据？谁打了你？哪个人打了你？
警：打你哪儿了？伤在哪儿了？
警：说话要讲证据，法律…
艾：我不会跟你这样争论的
……
警：谁打的你？我问你？
警：我就是问你…
艾：谁打的我？
……
7998（警员证号）：谁打的你啊？我就问你啊？
艾：你们不打人我的衣服能撕成这样吗？
7998：你自己撕的！
艾：哦我自己撕的，我自己打了自己
7998：对！
……
大概有二十来个警察一哄而上，他们互相之间也许确实不知道是谁打的，这个人也不愿意站出来，他是知道这种行为在法律上是站不住的吧？在这种情况下，起码应该有人说：“打人这件事情让我们调查调查”。然而事情却朝向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方向上发展。
一个月之后，艾未未去德国慕尼黑布置个展。在那无名拳头落下来的地方，他的头部疼痛加剧。德国大夫诊断艾未未的病情为：“重挫造成的外颅与脑体间大面积出血”，当即住院进行手术，否则有生命危险。
如果说正在从事一桩艺术类的冒险行为，那么也不仅仅是艾未未，对于这些警察也是同样。他们如何知道，自己怎么会碰上艾未未？艾未未是一个怎样的人？面对警察，他一张口便是“请出示你的证件”、“我要看看你的身份”或“你的警员证号码是多少”？“你叫什么名字？”令他们觉得纳闷的，或许还包括——怎么在成都安逸宾馆打了个人，手术做到德国去了。
凌晨冲突过后，远道而来的这一行人，全部没有能够到达谭作人庭审现场，他们被要求呆在旅馆房间里。这部分没有录像。
同行的志愿者、经济学博士刘燕萍女士，此前在成都市中级法院门口对着镜头表达说：“如果允许我站在这儿，如果不允许我会站在马路对面，这样他（指谭作人）会看见我们，知道我们在支持他。” 她的这个愿望没有能够实现，更大的麻烦却在等着她。
此后她被拘禁40小时余，没有给予手续。接下来，也即影片的大部分内容，是艾未未、律师浦志强、刘晓原与刘燕萍的丈夫一道，在成都市公安局金牛分局法制科闻讯刘燕萍的下落。此间高潮迭起，参加“演出”的人员增多，立场殊异，个性纷呈。
显然，金牛分局有关人员的工作水平，比那夜打人的警察高多了。虽然原来说好十分钟之后见面的徐杰科长晚了大约四小时才露面，但是分局已经有人在专门等候接待这四个人，那是金牛分局的副政委，也姓徐，女性。客人们进来，在女政委的关注下，有人为他们一一倒了茶。
在谈及下面的影像时，所有的人们首先要感谢这个金牛分局开明、开放态度，我指的是在这里，艾未未的志愿者能够运用手提摄像机，将整个过程拍摄下来。按道理来说，公务员包括警员在执行公务时，他们的言论和行为应该是公开的，不存在任何隐私的问题，但实际上能够做到这一条的，目前来说还不够普遍，因而实际上我们很少能够在影像中，看到这些身穿制服的人们到底是如何工作的。金牛分局允许这么做，充分体现了他们执意遵循依法治国路线的决心，也体现了他们本身的信心——他们觉得自己的工作是经得起在场的或者不在场人民群众的检验，也经得起上级领导的检验。
因而坊间有说，这部影片是“警民共同炖制”，还真是贴切。。实际上与这部片子相平行的，还有另外一部片子，或者说是这部片子的另外一个版本，即当艾未未的同行拍摄时，警方也有人拿着机器对着他们拍摄，这是“对拍”。用我们的术语来说，叫做“互为镜像”。如此场景并不多见，留待下回分解。但是，起码也要说一句才公平，警方手上的那部影片，也要感谢艾未未一行人。而什么时候，不同的拍摄队伍能够坐在一起，商榷拍摄技艺，比较各自得失，并互相补充画面，那将是多么感人啊。
这场近距离的接触，“可圈可点”的就更多了。先说徐政委吧。这位政委的态度经过了三个阶段，体现在她对于艾未未名字的兴趣和称呼上面。第一，有些不自然。当她将艾未未的名字放在嘴里咀嚼，想要在纸上写下时，她突然说出“与本案无关”的话：“我就觉得就是.……发音很别扭。”第二，能够尽量克制自己的不满，提醒“艾老师”：“你艾老师是有知识有文化的啊”，这体现了政委懂政策，文明执法。第三，不满终于爆发，有一次她较为大声地喊道：“艾未未！”重音在前面“艾”字上面，原先的“老师”两字不见了。从情绪的过渡和表演的分寸上来讲，这位徐政委把握得十分得体，几乎是滴水不漏。如果能够再放松一些，则更好了。
如果始终是这位中规中矩的女政委来接待，那么这部影片断乎不会像现在这样吸引人。就人物形象的饱满丰富、生动有力以及平民化、通俗版等要求来说，徐科长比较起徐政委来，要胜出许多。姗姗来迟的徐科长三十来岁，一身便装胸前斜挎着一个书包，始终面带微笑，吉利相。坐下来不久，就点燃了一支烟，怎么看都像是一个邻家小伙子。
顺便地说，影像这个东西，其厉害不仅在于记录当时发生的一切，谁说了和做了什么，而是能够全息地记录一个人，他的相貌、语态以及头部、肩部的姿势，里面的学问可大了，肯定是语言难以表述的。这就是为什么对于一个剧组来说，挑选演员的工作是重中之重。演员选对了，戏就成功了一大半。艾未未作为对手戏的演员，马上捕捉到了对方的信息，他这样问对方：“喝酒了没？”观众笑声叠起，放在电影院里，仅这一句台词，可以收获一大把票房。
应该说这位徐科长是忠于职守、忠于上级的，他有主动承担责任的勇气。一上来他就声明：“金牛公安分局作为县级公安机关，完全有能力自主解决这件案件。”但是另一方面，在那些具体问题上，他很难有一个清晰明白的答复，表情也显得茫然、无辜，艾未未提醒他不要看上去这么“诧异”。关于是否拘禁了刘燕萍、以什么名义、她现人在何处，他尽量绕着走。其实那个打人抓人的旅馆及派出所应该在这个金牛分局的管辖之下，前面那位女政委或许一个电话便可以将所有情况了解清楚。
这是徐科长与艾未未之间的开场对白：
艾：我们赶到这等了你四个小时，你进来应该首先道歉。
徐：我错在哪个地方，我给你道……道得着歉吗？
艾：你约我们到这，我们到了这你不在。
艾：你说你没错吗？
徐：是哪个跟你约的吗？
徐：哪个跟你约的吗？
徐：是我亲自跟你约的吗？
浦志强律师将他的句式总结为“反问句”，当迫切需要答复的人们来到这间屋子，他却不断地提出他自己的问题，这对于现场的人们肯定很恼火。但是作为 “看片子”，正是这位徐科长给人们带来很多享受。当他甫一开口，用他那慢悠悠的四川话，人们的头脑就会情不自禁地往别的地方跑，即朝向某个喜剧的方向。我有一位做摄影的朋友，看了这部影片连声说这很像五十年代著名影片《抓壮丁》，其中也是用的四川方言。总之，这位徐科长人气极高，坊间有将他选为今年“最佳男配角”的强烈呼声。
艾未未先生多次表现得像一个大顽童，或许这才是他性格中的本色，因而不断有惊人表现。他能够提出，“今天如果不解决问题，我们就不走了。你得抓我”，他自己并提供了两个仅供参考的“罪名”，浦律师用法律术语纠正他说：这属于“自首”。当法制科人员不在，他便对着办公室的话筒喊：“法制科科长请到会议室来”、“法制科科长请到会议室来，有客人要见”。每到此时，观众笑声更响亮了。他说话效果强烈，包括这样质问徐科长：“你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知道如何对待人民群众吧”。
浦志强律师在片中的表现非常有说服力，观众的认可度很高。这不仅因为他熟悉法律条文法律手续，而且他始终有理有节、摆事实、讲道理，态度真挚诚恳，言语忠直有力。在不同意见争执相持不下时，浦律师总是及时将事情拉向法制和理性的轨道。浦律师本人来自唐山，对于地震导致的灾难有切肤之痛，他对于徐政委说的这一番话令人唏嘘不已，深刻地留在了观众记忆之中：“我是唐山人，我身边有很多人死过了，在33年前。汶川地震四川地震你们是受害者，我们当时是牵挂的。……到这个时候此情此景啊，人心都是肉长的，大姐。希望能够理解”。还有，浦志强律师身材高大，腰板挺直，浓眉大眼，目光真挚，宽肩宽脸膛，脸颊上还带有酒窝，真可谓“色艺俱佳”。
结局当然是完美的，作为纪录片甚至达到了一部剧情片的要求。刘燕萍博士安全归来，面带微笑地对着摄像头谈了自己的经历，带着南方女子的轻柔语调。有观众问，这部影片没有大全景，没有镜头技巧，还能叫做纪录片吗？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为什么不？为什么不叫纪录片？纪录片也是各种各样的。实际上，对于纪录片来说，强大的原生材料，永远是其力量来源。
摄影也不是完全被动的。个别镜头声画脱离，完全不对位。耳朵听到是人们之间的谈话，画面则“配以”有污渍的地砖地面，而且镜头摇晃得厉害，这正是作为摄影的高度自觉意识所在。需要特别提及的是，当初一行人刚到成都，这位摄影师怎么就知道采访了刘燕萍博士，后来偏偏是她出了事。这既需要灵敏，也需要直觉。
如此近距离地让人们看到身穿制度的人们是如何工作的，看到他们的脸庞、他们的音容笑貌、语气语调，对于提高我国法制建设，富有积极意义。对于人民群众来说，可以破除他们对于法制工作的神秘感和不信任感，从而避免在诸如此类场合的激烈情绪。实际上，对于一个法制社会来说，作为公民与警察有所接触，打打交道，本来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而作为法制工作人员来说，这正是让他们接受人民群众监督的难得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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