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而行的中道力量

——中 国维权运动方向与方法

冯正虎专访/采访、整理:翟明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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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者感言:

九十多天的成田机场抗争中,冯正虎成为一个谜: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与上海市政府有何过节,有关部门为何害怕他回国?他 为什么坐过牢?为什么他能成功?

他的智慧信心来自何方?

整个冯正虎成田机场事件中,国内媒体鸦雀无声,靠网民与推友的力量才得以成 功。如今冯正虎回来了,公民独立媒体壹报与冯正虎进行长篇访谈,请这位出色的公民教员讲讲自己的故事。

这个精彩的访谈共二十五个章节,四万字。

我想说的是:中国人没有救世主, 只有靠自己,所以从奥巴马身上你看不到中国的希望。而从冯正虎身上我看到了中国希望所在,上海有奇男子,中华有真义士,这是公民媒体《壹报》愿意冒风 险发表冯正虎长篇访谈的原因。

中国面临的巨大困境不是冯正虎一人的,所有的中国 人,包括政府与强权部门都在困境中迷惑,而冯正虎是一个不惑的人,他看出了中国的出路。在社会的溺水处境中,冯伸出了一只手。

(此访谈做了长时间的准备,除 《王者归来》章节,其它访谈来自于冯正虎成田事件前与笔者长达八小时的采访纪录。八小时采访,冯正虎对壹报敞开心扉,细说辛酸。今日发布,不仅是壹 报的重要里程碑,也是中国维权史的一份重要纪录)

由于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政治协商会议“两会”即将在本周召开年度会议,北京当局已加强监控异议及维权人士,包括四川异议作家廖亦武一日准备搭机前往德国,参加十日揭幕的科隆文学节时,被公安带走并遭到软禁;春节前冲破重重阻碍从日本回到上海的维权人士冯正虎,则被警车撞伤,他认为当局在两会前制造紧张气氛。

廖亦武接受“德国之声”中文网访问时证实,他目前受到监视,不准离开住所。廖亦武说,他一日在成都登上飞往北京的班机后,被公安带到警署,接受盘问四小时后才获准回家。廖亦武从未离开中国,去年受邀参加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也在当局阻挠下未能成行,这是他第十三次试图出境失败。

五十岁的廖亦武因创作有关六四天安门事件的长诗“大屠杀”,一九九○年被判刑四年。他在一九九九年出版的“沉沦的圣殿”和二○○二年出版的“中国底层访谈录”等作品,都被中国当局查禁。二○○八年四川大地震后,廖亦武走访重灾区,连续以三十六篇“四川大地震纪事”报导底层民众实况;去年地震一周年时,又辑录成书“地震疯人院”,踩到官方痛脚。

德国外长卫斯特威勒一日发表声明,对廖亦武无法顺利出境表示遗憾。尽管包括总理梅克尔在内的德国政府高层,已多次努力促成廖亦武成行,可惜并未成功。纽约“中国人权”除公开谴责中国政府外,也代廖亦武发表致德国读者的公开信,信末痛陈:“在这个死者和生者都得不到自由的中国,我的读者们,你们的倾听也是对墓边的我的慰藉。”

另外,上海维权人士冯正虎也透露,维权律师郭莲辉上周末到他家中作客后,被警察带走问话;他和朋友去吃饭时,也被安全单位人员驾车撞伤脚。

在北京,六四伤残人士齐志勇等多名维权人士,也被限制不得外出。而原订前往北京为“上访”人士开庭的四川维权人士陈云飞,也被限制在家三个多小时。陈云飞告诉香港明报,原订四日开庭的案子现在延后到十八日,“所有涉访的案件都推到两会后了”。

〔编译陈成良/综合报导〕自由时报

昨天上午我们一行四人分别是(曾在 2010年2月28日,向全国人大提起《劳教》违宪审查)上海冤民顾国平、王强,和代理郭泉案的著名维权代理律师郭莲辉、和维权人士古玉鉴定专家上海的沈纯理,一起前往冯正虎家去探望他,我们在他家聊了家常,还讨论了我们提出的废止劳教问题。当下午2时左右冯正虎叫我们一起出去吃饭,当我们走到小区大门口时,就被七八个身份不明人士阻挡,他们在没有任何合法手续的情况下,强行将我们一行带往上海市杨浦区五角场派出所,并强行给我们作了笔录还硬逼我们签字。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北京知名维权法律工作者许志永遭拘押三个星期后“取保候审”获得释放。与此同时,坚持独立办案的一些律师在北京执业日益艰难。今年,北京地区的多位律师由于参与维权案件或民族案件办案而受到打压,没有通过年度考核而失去律师资格。

*政府接受公盟税款然后放人*

北京非政府机构公盟负责人许志永以偷税漏税罪名被拘留三个星期后星期天上午以“取保候审”方式获得释放。公盟办公室主任田奇庄、中国政法大学教师滕彪以及政法大学硕士郝劲松等人已在星期日中午见到了许志永,他们证实:“许志永中午11点出来的,是取保候审。”

与许志永同时在上月底被拘留的公盟会计庄璐已经在星期六获得释放,也是“取保候审”。

许志永、庄璐被拘留后,北京税务当局曾一度拒绝接受公盟补交的税款。不过,从现在情况来看,北京税务局已经开始接受公盟的税款,因此而释放了许志永、庄璐二人,让他们取保候审。

*更多律师遭卡压*

虽然许志永和庄璐获得释放,但是,整体来看,北京对维权人士的卡压有发展的趋势,比如,北京司法局以年度考核为由吊销了一批律师的执业执照。

今年7月初,新疆乌鲁木齐发生严重社会治安大案,造成重大伤亡。此一刑事大案涉及成百上千的当事人,需要大量的法律援助工作,北京一批律师也希望能提供法律援助。但是,北京司法当局下达通知,告诫大家要“慎重”接新疆案子。

去年的西藏3.14群体事件也有成百上千的当事人,也有相当数量的北京和其他省市的律师想去提供法律援助,但也是由于当局的“通知”,能去、敢去、实际接了案子的北京乃至其他省市的律师没有几个,绝大多数被告是在当地找的律师或是政府指定律师提供辩护的。

*郝劲松:政府堵死维权律师道路*

参加了“周老虎案”等诸多公益案件诉讼的北京法律学者郝劲松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说,司法当局的这种“方式”堵死了律师为公益案、群体案、民族案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的道路。

他说:“从今年的情况来看,政府利用年检把很多律师的执照都卡住了,有50多人,这些人当中有不少是因为他们办的案子涉及到了人权方面的案件,政府对他们进行了卡压。利用这种卡压,(政府)实际上打掉了一批可以执业的律师。”

在中国政法大学拿到硕士学位的郝劲松说,一批律师被卡住了,还有几个律师,比如滕彪,被一劳永逸地关上了执业的大门。滕彪是中国政法大学教师,也是北京华一律师所的兼职律师。郝劲松说,律师在事务所兼职必须有原工作单位的介绍信,但是,政法大学拒绝开这样的介绍信,因此,滕彪无法继续兼职律师。

根据北京司法局网站的通知,北京高博隆华律师所的江天勇律师同其他53名律师一起被北京司法局从律师名单上注销,理由是没有通过今年年检。

*江天勇:少有律师敢接敏感案子”

江天勇早些时候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说,司法局卡律师,以年度考核压律师,最后的结果就是没有几个律师敢于出来接敏感的案子。

他说:“今年到现在为止,北京还有10多位律师没有通过所谓年度考核,像我这样的律师,甚至像我现在正在接受你的采访,就会有这样(被注销律师资格)的后果。没有几个律师敢于在这样的情况下接新疆或西藏这样敏感的案子。”

*李方平:感到压力很大*

北京知名维权律师李方平律师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说,关于新疆案子的审理8月份就要结案。记者问,如果一个律师真是“经过慎重考虑”然后去接办了新疆的案子,是否当局将会对其实行“卡压”?李方平说:“理论上是这样,但实际上还会有些问题。”

李方平说,如果真有新疆当事人来北京请律师办案,他作为律师是会接案的,但是,具体“事情能不能办成,他们也没有把握”,“我自我感觉是有很大的压力”。
记者: 海涛
香港

一、后全能体制的法制:形式完备与党权掌控

自中国改革开展以来,日益复杂的经济体系、公社制和单位制的逐步解体,使得原有的全能体制不敷应用,而需要新的社会治理手段,因此,从改革一开始,法制建设就被提上了日程。1992年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中国经济和社会更是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有经济的重要地位得以保持的同时,私有部门的发展更加迅速,多元经济格局已初步形成;与之相应的,则是数以千万计的新兴社会阶层的浮现,和数以亿计的流动工人群体的涌现,所有这一切,也都凸现出法制建设的必要性,相关的法制进程也就随之加快了速度。近20年来,立法速度显著加快,司法体系也更加专业化,一个相对完备的法制体系逐步建立了起来。

在法制体系迅速完备的同时,原有的社会治理手段也大体保留了下来,并有了新的变化。在1980年代,党政分开和大社会小政府一度被看作是政治体系改革的目标,但是,近20年的中国政治实践并未沿着这样的轨道,在一定程度上,改革前的权力模式得以“复归”,党政一体的领导权模式进一步巩固,权力对经济、社会的全面介入得以保持,且大体保留了改革前体制的动员机制。如果根据林茨等人提出的标准,也就是其对现代政体的主要理想类型及其判定依据来看,在动员、领导权、多元主义和意识形态等主要方面,当代中国政治体制依旧更接近于其所提出的所谓后全能主义体制。因此,尽管中国法制的发展异常迅速,但是,中国的法制体系更多地应被看作是后全能体制的一个新增部分,依旧从属于后全能体制,并受到党政权力的强有力掌控。

于是,后全能主义体制下的中国法制就呈现出如下两个面相:一方面,日益完备的中国法制提供了新的社会治理手段,在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积极和重的作用;而在另一方面,由于如上所述的中国政治体制走向大体围绕着改革前体制的延续与变化而展开,指向所谓的后全能主义体制,因此,当代中国法制对于执政者和新兴社会力量也就有了不同的意义,对执政者而言,作为新社会治理手段的法制,为后全能主义体制带来了更多的效能,而新兴社会阶层在经济社会多元化下产生的政治诉求,却很难在后全能主义体制下直接得到表现和落实,在这样的情形下,作为社会治理新手段的法制体系,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新社会力量寻求政治变革的手段。

二、法制进程中的政治尝试:司法独立与个案维权

具体而言,这一追求也因为各自的侧重,而出现不尽相同的图景。从侧重法制的一面,是将相对完备和专业化的法制体系,看成是政治体制变革的可能先导,即通过逐步实现司法独立,而创造全社会尊重法律的文化和共识,并为政治体制的改革创造条件,直到“通过法治走向民主”。这一图景不仅体现在诸多知识分子尤其是法律人的相关论述中,也体现在实践中, 2002年之后,不断尝试的宪法司法化努力,就大体体现了这一思路。

而在更注重经济和社会多元化的一侧,个案维权受到了更多的重视,由于现行法制在程序、权利等方面仍有诸多不足,因此,通过对具体而又有普遍意义的案件的介入,有可能推动法制的改善,2003年的孙志刚案件被媒体报道,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最终,收容遣送制度被正式废止。近年来,各种近似的个案维权活动日益活跃,也在进一步推动着法制的完善。

同时,对经济和社会多元化的注重,也隐含着公民社会建设的追求,个案维权不仅被看成是法制完善的努力,也是公民社会建设的一部分,在当代中国,个案维权主要依托于市场化媒体和网络舆论所制造的影响力,通过一个个的个案维权,可以将媒体工作者、法律工作者、社会工作者和公共知识分子联系起来,并能够影响带动更多的公民参与到社会进程中来,这将有助于公民社会的发育,进而推动包括法治在内的中国政治转型。

近年来,市场化媒体的兴起、互联网信息传播的爆炸性增长,以及两者之间日益紧密而积极的互动联系,共同促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话语空间的形成,依托于这一话语空间,舆论开始形成力量,这不仅体现在一些特定的民生政策之上,也体现在特定法律案件之中,如果说孙志刚案件只是啼声初试的话,自此以来,围绕特定法律案件的舆论介入越来越频繁,参与人群和关注力度也同步放大,而对此也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看法:

一部分人更注重法制体系的改进,更强调专业化的司法体系的重要性,在这种意见看来,司法独立的优先性应予尊重,因此,对任何有可能危害专业化的司法体系的干预也就尤为警惕警惕,无论这一干预是来自现有的党政权力,还是来自社会的各种舆论压力,对于网络舆论对特定案件的介入,则持相当的保留态度,所谓警惕网络舆论暴力和网络多数暴政的呼吁背后,都体现了这样的忧虑。

而在另一部分人看来,网络舆论对特定案件的介入,被看成是对既有的党政权力的干预的一种“对冲”或平衡。尽管法律体系的完备和司法体系的专业化仍然值得欢迎,但是,在后全能体制的当代中国,司法不可能真正独立于既有的党政权力,因此,通过以舆论为依托的个案维权,可以逐步形成媒体工作者、法律工作者、社会工作者和公共知识分子之间的某种互动协作,促进公民社会发育,最终,这种来自公民社会的关注和压力将有益于包括法制在内的整体政治转型的展开,并最终实现宪政民主体制下的司法独立。

三、司法独立先行论的失落

这两种意见有其共同点,即都认为专业化的、分立制衡的司法体系是可欲的,但是,双方对于这一体系在实践中的浮现却有着相当的分歧:尽管双方都把希望寄托在法制进程之上,但在一定程度上,前一种意见认为独立的司法体系可以先于后全能体制的整体转型而浮现,而在后一种意见看来,司法独立更可能是整体的政治改革进程的一个结果,而不太可能是后全能体制整体转型的前提,笔者更倾向于后一种意见,理由如下:

首先,司法权力也是国家强制权力的一部分,是统治者治理社会的主要手段之一。所谓的司法独立,就其最低要求,需要政治社会多元化的存在,如近代英国,司法独立的存在,离不开国王与贵族,以及王室与地方权力之间政治多元化的现实。而在后全能体制中,并不存在政治多元化,而是党政权力以一元化的方式,自上而下地实现社会治理,在这种情况下,司法独立作为追求目标并不那么现实。

其次,即使实现了政治多元化,司法独立也离不开权力的制衡,作为强制权力的组成部分,司法必然是政治的,而不可能仅仅是专业的,即使在司法独立最受尊崇的美国,司法权力也受到立法分支和行政分支的制约,最显著的例证就是最高法院法官的任命权来自于民选总统的提名,并需被参议院审议通过,这表明,在政治多元化的情形下,司法权力也需要对民意作出回应,尽管这一回应不必是即时的,但是,从长期来看,迟早“联邦最高法院会最遵从选举报告”,这意味着,司法独立更应该被看成是适应政治多元化现实的宪政安排,这也当然不可能出现在后全能体制下。

第三,在笔者的理解,司法独立可以先行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设想之所以被提出,受当代中国独特的改革实践——经济改革和法制建设先行——所触发和支持,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一个基本的假设,那就是,已经展开的部分可能也应该是有待扩展的整体政治改革的先行部分,然而,后全能体制的逐步浮现和在近10年时间内的巩固,不仅将经济和社会的变化重新置于后全能体制的掌控之中,也逐步将法制体系整合进了后全能体制当中,如近期提出的 “三个至上”等主张,就是这一巩固过程的反映,这也就意味着,司法独立先行论在实践可能性上,也失去了其合理基础。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司法独立先行论还可能是某种无奈心理的反映,由于政治进程被导入后全能体制的巩固而不是全面政治改革的启动,因此,倡导司法独立先行论其实更应该被看作一种改革呼声,一种试图延续1980年代改革梦想的努力。

四、个案维权的意义与可能隐藏的陷阱

而在笔者看来,近10年来,后全能主义体制日益成熟,同时也带来了体制与民间社会的二元对立格局的日益清晰,在这样的格局之下,法制既是体制管制社会的必要手段,也是民间社会寻求有限保护的必要手段,于是,法制就成为了后全能主义体制与民间社会交互作用的场域,诚然,这一交互作用不无冲突矛盾,但交互作用的存在,却可能成为政治多元化萌生的土壤。在这个意义上,个案维权的社会参与,在推动公民社会发育的同时,也给后全能主义体制的转型提供了机会和动力。也因此,应该更积极地看待个案维权的社会动员,而不能因为其介入到法制过程中来,就加以抵触排斥。

然而,这也并不意味着个案维权的社会参与就不需要约束,上面已经指出,无论是哪种意见,其目标应是共通的,都表现为对专业化的和权力分立制衡的司法体系的追求,那么,这就意味着,个案维权的社会参与也应尊重专业化的司法过程,其压力应主要针对那些干扰专业化司法的因素,尤其是后全能体制下不受约束的权力运行,因此,个案维权的社会参与,更应当作为对抗权力的一种平衡力量,从而,在表现上,就应当更关注公开的信息披露,公平的权利保障和公正的法律运用,而不应局限在特定案件的具体结果之上。

此外,个案维权的社会参与旨在促进公民社会的发育,但是,这一进程不应以守法文化的养成为代价,无疑,后全能主义体制下的法制存在着诸多不足,同时也被权力所掌握和控制,但必须看到的是,至少在形式上,一个较为完备的法律体系和一个相对专业化的司法体系基本形成,在这种情况下,个案维权的社会参与不应以整体置疑甚至否定当下法制体系为目标,而应持某种建设性批判的态度,一方面承认当下法制体系的既有成就并推动其更加完善,一方面,则始终坚持权力分立制衡的诉求,以在此基础上展开社会批评和行动参与。

个案维权的社会参与也要警惕泛政治化,能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和参与的个案维权无疑都有其普遍的意义所在,但是,在具体的社会参与过程中,目标应该始终集中于法制的完善、权利的落实和程序的公正,而不应将针对特定个案的诉求转化为政治表达,更不应当围绕特定个案而提出整体性的政治诉求,笔者始终认为,维权与异议之类的政治表达有着天然的界限,前者关注程序、权利和规则的正当,而后者更注重制度、权力和行动的可能,个案维权的社会参与可以促进公民社会的发育,为政治多元化创造条件,但是,个案维权的社会参与却不应当是政治反对运动。

结语:

总之,当代中国呈现出相当复杂的面貌,一方面是后全能主义体制的巩固,一方面则是经济社会多元化和相对完备的法制体系的出现,前者在相当程度上否证了司法独立先行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后者却为一个以法制进程为依托,以个案维权的社会动员为内容,以公民社会的发育为目标的进程带来了希望。

民生维权

“魔兽世界”的网络游戏因行政审批而暂停后,玩家“老德”号召大家来维权。他说:“我们作为一个有几百万人的消费群体,起码要知道这款游戏到底还开不开,开的话到底什么时候开……凭什么最后受伤的总是消费者?”

[::艾泽拉斯国家地理 BBS.NGACN.CC::]

玩 不了游戏的玩家,在某晚为泄愤,5000人同时暴网易“梦幻西游”的服务器,结果造成“梦幻西游”七个服务器全部瘫痪。但也不乏理性维权者,国内消费者协 会315网站上关于“魔兽”的投诉就达到近3000条,另有很多玩家对相关企业提起了诉讼。问题是,造成玩家玩不了游戏的原因,并非是企业失职,而是数月 来游戏还在“行政审批”,那玩家到底该向谁去维权?

一款叫“魔兽世界”的网络游戏因行政审批而暂停,结果引发了玩家们在网络上人数逾万人(有人称是几十万人)的“维权”行动。

一 位玩家称,他们是在饱尝了“舅舅”(在魔兽世界中指那些称自己在运营商那里有亲戚或朋友,从而打听到消息的人,用来表示发布小道消息的人)们散发的众多真 假难辨的信息之后的一次“自觉行为”。6月28日,当魔兽世界“第八区刺骨利刃公会”会长“老德”号召玩家们一起商议维权大计的时候,歪歪语音52386 频道一下子同时涌进了3万多人,当晚的频道流量则高达20万。

这是魔兽世界停服后的第21天。尽管相对于500万的魔兽世界玩家来 说,3万抑或20万并不是一个很大的比例,但短短三四个小时,汇聚这么多人仍然是史无前例的,魔兽世界第七区的玩家“牛婆婆”说,这次活动“创中国网游玩 家关注维权之最”,是“历史性的”。因为之前,网络游戏玩家一直只在游戏的世界里兴风作浪。维权一说,对于在虚拟空间纵横的玩家们来讲还相当遥远。

网络游戏玩家们的这次集体维权,也使得一个并不太为世人所注意的群体,进入现实的维权行列。“凭什么受伤的总是消费者”

玩家们的维权,起因于魔兽世界在大陆运营商的更换。

由美国暴雪娱乐公司(Blizzard)(简称暴雪)开发的这款游戏,之前四年一直由第九城市计算机技术咨询(上海)有限公司(简称九城)运营。4月16日,暴雪把游戏的独家运营权转给了网易旗下关联公司,为期三年。

4 月27日,文化部办公厅发布《关于规范进口网络游戏产品内容审查申报工作的公告》,明确表示将严格遵守于2003年5月10日发布的《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 规定》,对进口经营网络游戏由文化部进行内容审查工作,其中“变更运营权后批号需重新申报”。正好赶上趟儿的魔兽世界,因为运营商变化,被送去审批。这一 去,于6月7日开始停服的魔兽世界就没有再开过。

没有了魔兽世界的喧嚣和搏杀,魔兽玩家的贴吧上一时被各种正式的非正式的消息填塞。

一份打着网易总裁丁磊名号的“公告”曾称,“《魔兽世界》将于2009年6月30日开始开服”,但是,随后发现这只是一个无厘头,网易对这一文件予以了否认。

而来自政府部门的消息也是扑朔迷离。

7月1日,经济观察网报道,新闻出版总署数字出版司副司长寇晓伟接受采访时表示,“按照版署工作程序,《魔兽世界》(巫妖王之怒)重新开服可能要在2个月甚至以上时间。”不过,还没过两天,寇晓伟公开称这是“媒体杜撰的”。

而 关于网易、九城和暴雪之间的恩恩怨怨,在之前就更已是传得沸沸扬扬。在网路上,他们之间的商业竞争被演绎成了一场暗战大戏。“老德”就是在那个时候决心号 召大家来维权的。他自称,维权的想法不过是一个晚上的突发异想:“我们作为一个有几百万人的消费群体,起码要知道这款游戏到底还开不开,开的话到底什么时 候开,现在进展到什么程度。”而且,“凭什么最后受伤的总是消费者?”“老德”没想到的是,这个想法在歪歪公布后,被迅速地传播并得到广泛响应。6月28 日那天,下午歪歪语音52386频道才只有两三百人,到六点的时候就到了两三千,之后基本上是每五分钟翻一番。“老德”感叹:“之前玩家们除了团队打游戏 要一起行动外,从来都是各干各的,但是这一次却意外地心齐。”该向谁去维权但是真正维起权来,却发现困难重重。首先面对的是如何解决维权的合法性问题。

刚 开始决定号召大家维权的时候,“老德”便担心在歪歪语音上的聚集会否引起相关部门的注意。于是他就近咨询了两位律师,结果发现这两位律师不知网络游戏为何 物。“老德”又给所在地派出所电话,最后一直咨询到陕西省公安厅的网监部门。工作人员答复说,网络上的这种聚会,并不在法律所限制的范围内,并且告诉“老 德”,从定性上讲,这种聚会属于网上讨论,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集会性质。不过他提醒“老德”,就是网上讨论,也不能具有煽动性和攻击性。

紧绷着安全弦儿的“老德”,成功的控制了6月28日的大会。但是6月29日,一个以魔兽玩家们的偶像“苍天哥”为名的网帖,号召玩家们去冲击网易旗下另一款游戏“梦幻西游”。

得知消息的“老德”赶紧给网监部门打电话,并为他们进入频道准备了位置,他同时电话告知了网易。但是,这并没有阻挡住刚刚组织起来的玩家们,当晚,有5000人同时暴“梦幻西游”的服务器,造成梦幻西游七个服务器全部瘫痪。

此 时,自称真版“苍天哥”的玩家在网上公开辟谣,称他自己从来没有号召大家去暴梦幻西游的服务器,声音极为相似的真假苍天哥甚至还在歪歪语音上干上了嘴仗, 那些跟着假“苍天哥”的玩家们一哄而散。“我们碰到最大的风险反而是各种打着魔兽玩家旗号、行破坏之实的愤青们。”在“老德”看来,魔兽世界正处审批期, 非法的各种破坏行为只会使得魔兽世界授人以口实,成为妖魔化魔兽世界游戏的又一借口。

当然,很多玩家也受“老德”的启发选择了理性维权。6月29日至30日,仅仅两天时间,消费者协会315网站上关于“魔兽”的投诉就达到近3000条。记者在上海一中院的网站上看到,已经有很多玩家对相关企业提起诉讼。

但是,通过正常渠道反映、法律诉讼等方式的维权,却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困难———向谁维权?

九城在接到投诉之后的答复称:自己的代理已于6月7日结束,这以后的事与其无关。

网 易方虽然没有公开答复,但是道理同样明摆着:还没获批准的网易,还没有实际运营魔兽世界,也难为此担责。因为症结卡在审批上。没有人知道,审批进展会怎 样,魔兽世界还有无重开之日。没有指向的维权,最后注定是无解的。而维权玩家的目的也并不在于要退回点卡上的钱。之前九城就已经明确表示:返还玩家点卡、 安全令牌的余额。但这并不为许多魔兽世界的死党所认同,在7月11日南方周末记者参加魔兽玩家歪歪语音聊天时,众多玩家如此向记者强调:“我们的目的在于 玩游戏,并不是为了退回钱,我们不差钱!”维权之忧尽管维权看似无解,但是“老德”等人依然希望能通过他们的行动表明:魔兽世界的玩家们是高素质的、有力 量的。

第七区的负责人“牛怪”和“老德”都再三向记者强调:魔兽世界真正的玩家很多是精英人士,里面有非常多的学者、官员、媒体工作者。不乏像姚明这样的明星。

一 场为魔兽世界正名的行动也在通过各种渠道展开。魔兽世界第七区的“牛婆婆”和“牛怪”在现实生活中是年过四旬的一对夫妻,他们告诉记者,魔兽世界给他们的 现实生活带来了幸福。“牛婆婆”还专门为此写了一篇长文,历数没有玩魔兽世界之前,“牛怪”是怎样去酒吧舞厅应酬,她是怎样担心“牛怪”会禁不住诱惑。但 是玩了魔兽之后,两个人都找到了归宿。

这样的现身说法在记者的采访中比比皆是,那些魔兽世界的玩家们,用了种种事例来证明,魔兽世界是一款培养认同、培育性格、让人明白为人处事道理的好游戏。相较于泡歌厅酒吧,他们自认为玩魔兽完全是更低成本又带来幸福感的消费方式。

玩家们认为“网瘾”专家和部分传媒妖魔化了网络游戏。“很多人根本就没玩过游戏,却要来批判,根本不是魔兽世界的内容,批判时给戴到魔兽的头上来了。”“牛怪”说。魔兽世界甚至被披上了一层国家族群的认同。

玩家们最近的一个兴奋点是:从大陆转战到台湾服务器上的魔兽世界星辰公会,7月8日获得世界首杀的成绩。这也是中国公会在魔兽世界中取得的首个世界首杀。

之前,大量的大陆玩家因为无法上大陆的服务器而转上台湾的服务器,造成台湾魔兽世界服务器拥堵,从而引发台湾、香港玩家的大量投诉,以致台服代理商不得不宣布锁定服务器不再注册新账号。

不 过,登陆上台湾服务器的玩家们依然兴高采烈,7月12日,星辰公会代表到歪歪语音52386频道做客,获得玩家们的极大追捧。“牛怪”告诉记者:作为大陆 玩家,跑到台湾的服务器上去玩游戏,虽然获得世界首杀的荣誉,成绩却归台湾。这颇像大陆的乒乓球员陈静,代表台湾出征获得冠军一样。不过,这些都是正常的 让人乐观的插曲,每晚都准时进歪歪语音看最新进展的“牛婆婆”一见到记者就忧心忡忡:“随着时间的推移,玩家们的情绪越来越不好,还不定会闹出什么事 来。”一些并不为这些理性维权玩家所能控制的事情正在发生,虚拟世界的游戏停服,正在引发现实世界的真实冲突:7月11日,北京工人体育场,“东方神起” 演唱会,因为之前的“梁子”,三十余身穿wow吧文化衫的人突然齐齐的“亮相”,晚上11点左右,在演唱会结束后,魔兽世界多个兄弟贴吧组织成员,近9万 人同时登录贴吧投诉中心,10分钟后百度陷入瘫痪。

而记者所得到的更为言之凿凿的消息是:有三大箱上千件的文化衫正在被散发,玩家们的“亮相”目标是7月23日即将在上海召开的网络游戏嘉年华:Chinajoy(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

游戏玩家一样拥有消费者权益

受访专家背景

吴景明: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经济法研究所主任、著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专家、中消协特邀政策及立法顾问。

谢文:资深互联网专家、一起网CEO,曾任互联网实验室总经理、和讯网CEO、雅虎中国总经理。

传统的审批制度与新时代的问题

南方周末:目前魔兽世界游戏停服,处于审批阶段。这也是目前玩家维权的症结。有人把它归因于我们目前对网络游戏的文化管理体制,是否合理?

谢 文:这是当然的深层次的问题。整个过程中你会发现玩家利益是受损的,网易的利益自然也是受损的,那么谁是得益的呢?看不到。固然可以说文化管理部门是在行 使其职权,但审一两周我还可以理解,审一两个月我就觉得不可思议。而且为什么之前运营得好好的已经审过的一个游戏,换了一个运营商就得再审一次呢?

现在审查一款游戏比审查电影还复杂,工商、税务、团中央、妇联全在其中,根本就是小题大做。原因很简单。我们当时亏钱做联众的时候,到处想找个婆家都找不到,各方都说不归自己管,现在网游养肥了,各方都想来管。

吴 景明:这种说法不无道理。我国的文化管理部门在网络时代管理方式的转变得太慢,还是拿传统的审批制管理新时代的新问题,难免出现这种情况。玩家维权没有摆 脱传统消费维权的规律南方周未:游戏玩家虽然数量巨大,但是分散,而且就个体而言涉及金额往往并不大,较之于现实中的维权难度可能反而更大。虽然有不少呼 吁对他们的权益予以保护的声音,但现实操作起来却总让人感觉很难,问题主要在什么地方?

谢文: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是以消费者利益为最大。相关部门应该尽快给这个游戏放行,同时加强监管。

但你看魔兽玩家维权这事,最后责任在谁那里呢?没有明确的权利人,责任人缺位,最后就是无解的。一个无解的社会,就不好玩了。它说明还缺少一个都遵循的基本游戏规则。

吴 景明:可以说这不是玩家作为特殊的消费者维权特有的现象,是传统消费维权共有的特征。玩家维权虽然是个新问题,但他没有摆脱传统消费维权的规律。这就是消 费维权和民事维权的最大区别。玩家拥有一个消费权者应有的知情权南方周末:很多游戏玩家维权所强调的是知情权,这个知情权应该怎样界定?哪些是该知道的? 哪些是公司可以不公开的?谢文:知情权的提供就魔兽玩家维权来说,主要的责任恐怕在相关的审批部门,而不是运营公司。网易为什么很多信息不披露,应该是有 苦难言。审批阶段,它以后也还要在相关部门的监督下。

吴景明:玩家是付了费而接受的服务,所以按照公平原则和对价原则,与付费有关的 服务信息玩家都有权知道。但是网络游戏毕竟涉及著作权,商家受著作权法保护的权利玩家是无权知道的。但商家应当保证有偿提供给玩家的网游是合法的、正当 的、权属没有争议的。玩家维权并非没有法律依据南方周末:很多声音认为事情的症结在于中国网络游戏立法的滞后,而且之前有很多人大代表呼吁网络游戏立法, 你怎么看?

谢文:主要是一个游戏规则建立的问题,这次魔兽停服几个月,就表明管理体制的漏洞。现有法律法规足够了,关键是行政如何作为的问题。

吴 景明:任何一部法律的出台,都是因为问题出现后无法用现有的法律予以解决,才需要新的法律新的制度。网络玩家维权固然没有直接的法律规定,但也没有完全游 离于现有法律之外。所以不能说这个问题完全无法可依,只不过不甚完善不甚健全而已。可喜的是正在修改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已经将这一问题纳入重点考虑的范围 了。

网易:我们是遵纪守法的好公司

以下是南方周末对网易魔兽世界项目负责人李日强的采访。

南方周末:很多玩家在强调他们作为消费者的知情权,认为他们作为消费者的权益没有被很好地保护,还有一些提起诉讼的,你怎么看?

李 日强:玩家急切盼望开服的心情我们能够理解,我们的员工,包括我在内,本身也是玩家的一员,即使玩家什么也不做我们也能体会。我们作为公司,是充分考虑消 费者的权益的,譬如玩家,当时买了100元的点卡,消费了30,停服了。我们承诺再开服后,玩家剩余的70元钱是继续使用的,虽然这个100元之前购卡时 都是交给九城的,虽然九城之前表示可以退卡,但实际上我们不能确定所有用户都能全数拿到退款。我们就是考虑到消费者的利益所以才这样决定的。这个额度你可 以计算,魔兽有500万以上的玩家,每个人账号里只要还有20元的余额,我们就为此要少收至少以亿计的资金,由此可见网易对于保障消费者权益是非常重视 的。

玩家们对知情权的抱怨,我们作为运营商也是很为难,因为我们还没有真正开始运营。

南方周末:魔兽世界至今不开服的症结在什么地方?目前有什么进展?

李日强:在6月的时候我们的软件、硬件即已都调试好。7月1日的时候我们也已经开放战网注册,可以和以前的账号绑定。玩家登录即可以看到自己账户里面的资金情况。6月初我们就已经按相关规定报批魔兽世界,目前正在审批期间。政府相关部门还在正常行使审批职权,在正常的范围内对魔兽进行审批。

南方周末:有这样的说法,认为网易和暴雪在香港注册合资公司暴网,是为了绕开中国严格禁止外资企业在内地以独资或合资的形式发行网络游戏的规定,网易有何解释?

李日强:我们也听到种种说法,很多说法还说得像模像样的,但就是说不清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干。我可以在这里明确回答你,这种说法是完全不成立的。

暴雪假如说要借机进入大陆,控制大陆市场的话,它为什么要找像网易这样有实力的大公司呢?找个小公司不是更好控制么?如果说是为了输送利益,那简单的把代理金或分成比例调高不就行了?为什么要用合资公司这么复杂的手段?实 际上,网易代理暴雪的产品,和目前国内别的公司代理外国的游戏的模式一样,没有任何差别。营运《星际争霸II》和《魔兽世界》的就是网易集团里的上海网之 易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该公司早在2008年1月已注册成立了,而到2008年8月网易才跟暴雪达成了第一个授权代理的合作,即《星际争霸II》,然后 到2009年4月,网易才拿到《魔兽世界》的代理授权。所以这种指控的基本逻辑是站不住脚的。至于网易和暴雪成立的合资公司,最初的考虑是 为了《星际争霸II》营运上可能要面对的一些问题,包括盗版、私服、外挂、盗号等。网易在中国网游市场已积累了多年的相关营运技术和经验,但我们并不掌握 暴雪产品的核心技术。暴雪作为游戏产品的开发商,但对中国这种独有的营运环境了解不深。最好的方法是集中双方的知识和经验,建立一个专门而持久的团队,长 期性的针对最新的外部情况而提供营运上的技术支持,而最合适的方法,就是通过合资公司的形式组建和维持这个团队。但这个技术支持的团队并不需要,也不会直 接参与具体的营运工作。

网易接手魔兽世界的运营工作,本来是一件正常的商业合作,但是从游戏交接过程中的种种情况,加上目前的各种传言来看,我个人认为,有一些人对此没有按照正常、合法的商业精神和商业规律来对待,我对此深表遗憾。

南方周末:关于九城和暴雪、网易之间的利益纠纷,传得纷纷扬扬,网易怎样看待?是否会有应对?有的话会有怎样的应对?

李日强:各种传言背后是怎么回事,我们不方便猜测、评论。不过我可以说的是,网易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司,在魔兽世界运营权转手这个事情上也不例外……我们是希望第一时间把魔兽运营起来,审批下来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告知大家。不过现在,我们还在等待政府审批的最后结果。

办理敏感案件的北京维权律师群体被整肃,已经不是一起两起了,主管律师行业管理的北京市司法局和律师协会联手打压维权律师,目的是让这些律师无法执业,无法生活,最后被迫离开北京。
维权律师群体遭遇“考核门”

新一轮的整肃,到了5月底、6月初进入一个“高潮”:北京市高博隆华律师事务所7名律师江天勇、李和平、黎雄兵、王雅军、李春富及李和平的两名助手,都没能通过北京市司法局的律师年度考核登记。6月9日,查阅北京市司法局律师管理平台,李和平律师的基本资讯是:资格证取得日期是1996年10月28日,当前执业状态是“登出”。北京高博隆华律师所作为法人机构已通过司法局年检,所里其他律师都已通过考核登记,但就李和平这几名律师被挡在了门外。

此次整肃中,北京共信律师所因谢燕益律师参与律师维权工作而上了“黑名单”,司法局要求律师所“清理门户”,待改正后方可办理年检手续。律师所年检不获通过,就无法办理律师执业证年度考核登记。目前,该所律师李敦勇等尚在等待“过关”。维权律师张星水所在的北京市京鼎律师事务所,同样面临着年检问题,很多维权律师担心“新账旧账一起算”。

按照司法部规定,律师事务所年检的时间为每年3月1日至5月31日。根据维权网的不完全统计,北京2009年度新一轮打压维权律师行动,包括江天勇、李和平、黎雄兵、李春富、王雅军、程海、唐吉田、杨慧文、谢燕益、李敦勇、温海波、刘巍、张立辉、彭剑、李静林、兰志学、张凯、刘晓原、张星水等维权律师,有的办理敏感案件,有的参与呼吁律师协会直选,有的网上发表文章批评司法局和律协,这些律师已被或正被以“年考登记”的名义不予登记、注销或暂停执业资格,另外黑龙江的韦良玥、广西的杨在新等多名外省律师也传出受压制的消息。此前一年,还有滕彪、李建强等律师的律师执业证被注销,无法恢复。最新消息,6月11日北京律师刘晓原证实,他现已通过“律师执业证年检”。

面对压制,参与郭泉涉嫌颠覆国家政权案、黑龙江三班仆人教会案及法轮功等多起敏感案件辩护的律师李和平认为,司法是这个社会的底线,一旦这个底线被权力突破,这个社会就不可救药了。有人说过,“谁关心公共利益,谁就离监狱不远了”,“连律师都不能依法维护权益,老百姓又当如何维权呢?”当下的中国正处于这样的时代,律师被压制,执业证被注销,这个国家就落难了。当年刘少奇拿着《宪法》为自己辩护的时代,正是《宪法》如同废纸的时代,这样的不幸有可能还会在中国重演。

现在就是一个这样的非法的败坏时代,李和平等维权律师的执业证被登出,还需要重新登记,但像他们这些上了“黑名单”的律师,重新申报能否获得主管部门批准还是一个未知数。

6月7日,北京律师白石君等30人在网上发表一封《敦请张学兵辞去北京律师协会会长》的公开信,认为张学兵是在程式非法、民怨沸腾的情况下“当选”为北京市第七届律师协会会长的。近三个月来,程海等北京律师接二连三遭遇暴力殴打,北京律师协会作为行业协会非但没有起到帮助律师维权的作用,倒是处处施加压力,给律师强扣紧箍咒:如不能接受国外媒体采访、群体性案件和政治敏感性案件要报批和向地方党委政府报告之类。如今,大量律师没有通过年度考核,该事实已经被国际社会关注。然而,律师协会依然我行我素,置若罔闻。该公开信说:“我们看到:没有通过考核的全部是维权律师,包括推动北京律协直选的律师和承办所谓敏感案件的律师。很显然,这些律师是中国法治的践行者,他们不顾个人得失,积极推动中国法治化、民主化的进程……用自己的智慧和安危来真正担负改变中国社会道德沦丧和法律软弱之责任。而偏偏是在您上任后,这些律师居然成为无法通过年度考核的律师。这实在是中国律师界的耻辱,也是您的耻辱。”

律协:权力的帮凶

笔者接触到的几位维权律师,几乎都对律协“挂羊头卖狗肉”恨之入骨。北京律协对律师所每年收取1万元会费、律师个人每年收取2500元会员费,但却没见其对维权律师说过公道话。北京律师张凯、李春富5月13日到重庆办理案件,反被当地警方刁难和殴打,至今未见律协谴责警方,也未见其慰问受害律师。

张凯、李春富律师重庆被打后,黎雄兵、李方平、董前勇、兰志学律师发起《提请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紧急关注张凯李春富律师在执业活动中遭遇非法拘禁和暴力殴打事件的会员呼吁》,唐吉田律师还以手机短信方式向北京市律师协会张学兵会长、维权部张为民律师、胡晓琳律师要求其紧急处理李春富等两位律师被打事件,但均未见两级律协公开声援和抗议。北京德先生社会研究所5月15日就两位北京律师被重庆警方肆意殴打事件发表正式声明称:“此事件如果处理不当遗患无穷,今天被殴打的是李春富律师,明天可能就是张春富律师、王春富律师,今天粗暴践踏律师权益的是重庆警方,明天可能就是其它警方;我们深为律师所处的生存环境感到担忧,为律师的前途和命运感到担忧。”

北京律协本是全体北京律师会员和律师事务所会员“自愿组成,按照章程会员对律师协会的管理人员和管理工作有监督权”,但在现实中,这只是一纸空文。2005年3月至2009年3月,第七届北京律协会长李大进任职期间,北京律协存在持续和广泛严重侵犯会员权利的行为。虽然程海等律师进行了抗议,律协收费依然如故,律师利益依然得不到保障。

3月28日,新一任北京律协会长产生,却不是直选,北京中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主任张学兵,最终以绝对多数票“当选”。可维权律师认为他领导的律协不会帮助律师,反而和其前任一样是“权力的帮凶”。维权律师们的呼吁,如律协会长直选、北京律协会费过高、北京律协没有合法章程等,没有任何回应,司法局牢牢控制着律协。

律协不是维权律师的自治组织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8年底,北京共有18635名律师,超过1200家律所,其中年收入100万以下的律所超过了30%。而在支持直选的律师当中,中、小律所律师占多数,但他们在选举中并没有多少发言权。北京社团登记资料显示,到2006年年底,北京律协资产达到1.16亿,现金资产达到6300多万元——事实上北京不少维权律师一直背负着每年2500元会费这一沉重负担,但律协却没有相应降低会费标准。张学兵上任后表示有关会费标准的调研即将展开,新一届北京律协将更加关注会员的生存发展问题,可事实上维权律师们并没有感到任何改变,他们对律协的任何承诺不抱任何希望。

至今尚未通过年检的程海、唐吉田、张立辉、杨慧文等众多勇敢的公益律师们,为了公益牺牲了自己的利益,他们为了律师协会自治,为了国家的民主法治进程,冒着执业风险的巨大压力执著努力。虽然律协公布的结果中他们没能成为律师代表,但他们的抗争证明他们是维权团队,是律师心目中的真正代表。为了社会进步总要有人付出代价,那些为了心中正义的理念而拼搏的律师才是律师界的骄傲。

同样是律师执业证被登出的人权律师李建强认为北京司法局和律师协会以考核的名义进行压制维权律师,他们故意不让维权律师通过年检登记,而司法局和律协“信得过”的律师都是参与“赚钱和分赃”的律师。李建强参与多起维权案子,但最后的结局是不得继续从事律师工作,而因“得罪党国、叛逃出境”。他认为现在维权律师的维权空间越来越窄,“在中国做律师非常之难”,“政府法制倒退,律师懂法又能如何?”“律师在这种环境下能洁身自好,也非常之难。”

对于维权律师来说,法律才是最高的权力,律师们不但要行使公民的监督权,还有责任维护法律的尊严,坚持宪法和普世价值,争取直选律协,直到律协真正成为律师自己的自治组织,推进中国早日实现宪政和司法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