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随着中央反腐力度的加大，一些高官纷纷落网，陈绍基、王华元、许宗衡、郑少东、文强等几乎无一例外，每个贪官身下都有“玉体横陈”，也让老百姓茶 余饭后有了更多的谈资。这些贪官大都可以说是纵欲无度，他们不但包二奶，养小蜜，有些还利用权力玩ONS，嫖娼狎妓也司空见惯。人们津津乐道之余，也有些 百思不得其解，这些贪官都是快到天命之年、耳顺之年的人，从生理学角度讲，性能力也退化得七七八八了，为何仍然色欲熏心？他们的公务如此繁忙，为何还会有 如此旺盛的精力征战于床帏之间。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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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沙叶新
一、前言：
1996 年5月30日，我去台湾参加由台湾《中央日报》主办的“百年中国文学学术研讨会”。会议期间，6月3日中午，“海基会”副会长焦仁和先生请 吴祖光、北岛以及我三位会议代表在台北的馥园吃饭。“海基会”的副秘书长李庆平先生也在座。席间，焦仁和一开始就对我说：“沙先生上次访问台湾写的文章在 《中央日报》转载了，他们复印了给我，我看了。”焦仁和只是说看了我的文章，并未加以评论。
在整个宴请过程中焦仁和好像只是在对我一 个人说话，这也许是因为吴祖光先生年事已高，而北岛先先生又闲静少言，只有我爱听爱问，就自然成了焦仁和先生的主要话伴。但说到后来，我感到惊奇的是焦仁 和对我这个作家不谈文论艺，只说两岸关系，好像我是大陆“海协会”的代表。这使我想起两年前，我做为大陆戏 剧家代表团成员初次访问台湾时，台湾《中央日报》副总编辑章益新（梅新）先生曾托我牵线搭桥，以便能够采访江泽民。那次返回上海之后，我即刻便向有关方面 汇报，而且很快就在我家通过传真机和章先生直接联系。我估计此事焦仁和先生不可能不知道，这也很可能给他造成一个印象，好像我是“通天”的，至少是个“渠 道”，可以通过我传递他们的某些信息。
须知自“千岛湖”这一悲剧性事件之后，汪辜会谈已经中止多年，“海协”“海基”两会也没有任何 的接触，至少没有公开的接触，一时呈火热之势的两岸关 系突然冰寒。尤其是此前大陆在3月份进行了火药味极浓的对台军事演习，而台湾方面李登辉刚刚就任总统，发表了并不示弱的“就职演说”，两岸的对敌态势愈加 张狂。其实在我看来，双方完全是装模作样，似真实假，都在像儿戏般地“斗气”；相互之间谁都不敢真刀真枪（后来果然证实如此），谁也不愿意落下中国人打中 国人的千古罪名。所以我认为在这特殊的时期，做为“海基会”副会长的焦仁和，不论文学论两岸，可能有些特殊意义，也许是一种路径试探，期望我传递某种信 息，打破目前僵局，重启对话之门。我认为我的估计不太会是天真的“自作多情”。虽然我并非最适当的人选，但我第一次访问台湾时就对焦仁和的印象很好，我乐 意为他更为两岸的沟通效劳。
我非常支持在平等的基础上的一个中国的和平统一，为了使大陆深切地了解台湾，为了促进两岸关系的友善和发 展，我返沪之后，即将焦仁和的谈话整理出 来，托人转交给曾庆红。我相信细心的人会从焦仁和的这番谈话中可以看出一些重要的信息，但我不知道对台关系的决策人和执行者阅后有何感想。10年过去了， 目前的两岸关系有了令人惊喜的变化，但重温当年焦仁和对我的这番“一面之辞”和“一派怨言’，我相信可能会避免我们重犯过去的错误，少走些弯路。只要不要 唯我独尊、也不要唯我独正（正统），不要言而无信，更不要武力恐吓，如果能够真诚地、谨慎地按照目前中央已经修正的思路去处理对台关系，我相信两岸的前景 应该是乐观的。
二、焦仁和谈话全文：
一开始我问候焦仁和的身体。
他说：“去年7月我出了一次大 车祸，那是在机场，我开的车，路上，觉得阳光刺眼，就请我边上的人给我拿太阳眼镜。她问我是那一副，我把头歪了一下， 说是那副，就这么一刹那的功夫，给对面开来的一辆大车撞上了，我顿时失去知觉；醒来一片宁静，已经躺在手术台上了……而在出车祸的前后一两个小时的事情全 部丧失记忆，再也回想不起来了。我伤势极重，头上缝了200多针。面颊严重挫伤，牙齿也受损。耳朵里有水，会响。我问医生，耳朵里怎么会有水？医生说，是 脑颅里的水。腿也受伤了，骨折，快一年了，我直到现在还在做‘复建’。昨天我的腿可以抬18厘米，今天可以抬20厘米了，有进步。我是7月28出的车祸， 要是我们‘海基会’和‘海协会’的谈判当时能如期举行，我应该20号就到北京，也不会在28号出车祸了。”
我说：“看来还是要会谈，不会谈就要出车祸。”
焦 仁和笑了，他说：“其实我们‘海基会’不是专门的谈判机构，我们是基金会，是财人法团。我们有很多处，有文化处、交通处、经济处、法证处等等。文 化处是负责两岸文化交流的。这几年我门在文化交流上做了很多工作。经济处负责台商在大陆投资的一些事情。法证处很忙，去年一年办了两万多个法证，夫妻、父 子出生、学历等等关系都要法证处出具法律证明。交通处也很忙，前年千岛湖事件就是由交通处具体来处理的，比如安排死者家属收尸拜祭、新闻记者实地采访、法 律专家查看现场等等，都由‘海基会’和大陆办交涉。可当时交涉起来很难。匪徒打劫，任何地方都可能发生，台湾也有土匪。我当时就不相信这件事有什么政治背 景。问题是我们政府的态度，不要给外界造成误解。比如我们希望我们的记者到现场采访，大陆就是不同意。台湾是个新闻自由的社会，台湾同胞在大陆出了这么大 的事，怎么能不让记者去采访呢？我们又提出能不能让记者在离现场100米远的地方看一看呢？也不行。200米也不行。再远一点，300米，用望远镜看看行 不行呢？还是不行！我们是想帮助大陆澄清事实，弄清真相嘛。就是不让我们的记者去。这就叫我们很难做家属和民众的工作了。我们‘海基会’是想协助做些工作 的，我们也担心这件事会影响两岸关系，把我们以前的会谈成果破坏掉嘛，可是很难很难。
“我讲这些是说我们‘海基会’平时不谈判，但像 千岛湖这样的突发事件，我们还是有很多事可干的，还是很忙的。一旦要和‘海协会’会谈了，我们才从下面将人抽上来。我们‘海基会’没有专门会谈的人。不过 不会谈的时候，我当时的这个副秘书长要比别人轻松些。比如去年车祸到现在，将近一年，我主要的事情就 是养伤。”
我说：“大难之后必有大福，也许这时候正是会谈的好时机。‘海基会’最近有没有会谈的打算？”
焦 仁和：“这个问题要问大陆。自从第一次‘辜汪会谈’以来，两岸关系发展一直很好，大家都高兴。可是去年李总统访美，大陆什么话都骂出来了。什么‘ 民族罪人’也说出来了。罪在哪里？说李总统‘一中一台’、‘两个中国’，要搞‘台独’。李总统一再表示一个中国的立场。这次就职演说也说了。大陆还是不 信，要‘听其言，观其行”。这么说，李总统的‘言’还是可以的，那么‘行’呢？观其什么行呢？前不久，台湾前立法院长梁肃戎访问江泽民，也当面向江泽民先 生问了这个问题。据香港的一家杂志报道，江泽民先生当时问了在一旁的王兆国先生，可见也不是很清楚。观什么‘行’呢？我以为就是指李总统的‘美国之行’ 吧？是指李总统要‘扩展外交空间’、‘扩展生存空间’吧？这也不能说他要‘台独’呀？总要生存嘛！大陆说要一个中国，我们又没有说两个中国嘛！是要一个中 国，问题是一个中华民国，还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1911年就成立了，你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才成立的。你中华人民共和国1971年加入了联 合国，可我中华民国至今也还有二、三十国家承认嘛。不能说一个中国就非是你中华人民共和国嘛。假如一个中国就是你中华人民共和国，那还要什么会谈呢？就是 因为一个中国出现了分裂状态，才需要坐下来会谈嘛。否则还要谈什么呢？”
我说：“目前还能谈起来吗？”
焦仁和说： “怎么谈？谈不起来。做些官样文章，两边人到一起，握手、拍照、然后坐下来各自照本宣读早就准备好的文件，有什么意思？谈不出结果，或者 好不容易谈出了一些结果，又不履行，还不如多做些两岸交流的事情，增进互相的了解。会谈，签了字，要作数的。原来说好的，有过协议的，辜、汪一年会谈一 次，两会一年会谈几次，都是签了字的，怎么能说不谈就不谈了？我们的立法局质问我们，我们怎么回答？反对党批评我们，我们无话可说。下次谁还敢到大陆去谈 判、去签字呢？我认为大陆还不完全了解我们台湾的政治运作，我们如今做任何事都要向立法院交待，都要受反对党监督。绝不是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为了和大 陆会谈，为了协调各方面的关系，为了统一各种不同的意见，我们‘海基会’还是做了不少工作的。找民进党谈，找各方面人士谈，才取得共识，才打开了和大陆会 谈的大门，否则怎么敢谈？不给人骂我们‘通共’呀、‘投降呀？现在还有人坚决反对会谈，那是少数了，大多数人还是主张会谈的。取得这一步真不容易呀！今年 大陆打飞弹，我别的不担心，我担心这两年的会谈成果都要打光了！大陆、台湾敌对了40多年，才坐在一起，才有了往来，才有了交流，才有了今天！可真的要打 起来，又是40年呀！万一打起来，我们也不怕。不是说打飞弹要打到总统府吗？我完全相信可以打得到。这几年大陆到台湾的人很多，只要有一个人把一个定向装 置放在总统府附近，飞弹就能打中目标。可是要登陆，要占领台湾，就不那么容易了吧？台湾这几十年也不是没准备，我当过兵，李庆平也当过兵，我们都当过兵。 不过，这样说就不好了。中国人还是不要打中国人。”
李庆平插话说：“我前不久去看陈立夫先生。我问他：你和共产党打了几十年的交道了。我们晚辈没经验，你说说，和共产党打交道要注意什么？陈立夫先生说，你们要记住：共产党的话不要相信！我们去年和大陆签订了一些协议，大陆说不实行就不实行，我们真是很难理解。”
焦 仁和接着说：“我们这一代人比陈立夫先生他们上一代人，要灵活多了，不象他们那样已经有了固定的看法，因此共产党和我们这一代人打交道总要比和上 一代老国民党人打交道要容易的多吧。大陆这几年决定对台政策的人换了些人，可能他们对台湾不是那么很了解，对我们也不是很了解，所以去年以来做的一些事叫 人很难理解。”
我请焦仁和谈谈两岸关系今后的发展。
焦仁和说：“不用急。我在总统府工作了8年。前4年是在蒋经国 先生手下当小秘书，在一局做中文秘书。后4年给李总统当大秘书。我在总统府这个政治权 利中心来观察政治格局的变化，是再清楚也不过了。我的体会是一个政治强人逝去之后，政治格局肯定要起变化，这真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蒋经国先生算是很 开明的了吧？可他在世的时候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想到台湾的政治格局是如今这个样子：新闻自由、解除党禁、多党政治、民选总统……蒋介石先生就更不可能想象 了！有人问今后国民党的前途如何？还是选举嘛！选上了，就执政；选不上，就在野，就是这么简单。可就目前来说，国民党还一时下不了台吧？以后票数不够，还 可以联合其他党派，成立联合政府嘛，最多国民党少几个部长席位而已。大陆今后怎么样，我不敢说，反正台湾的政治格局在政治强人去世之后是有了今天这样意想 不到的变化。”
饭后，李庆平送我回‘六福客栈’。途中，在车上李庆平继续对我谈论两岸关系的话题，我感觉也很重要，因为他已自称台湾为‘远民’，并且还透露他所希望的两岸关系的格局！
李 庆平说：“就算是大陆是中央，台湾是地方，也不能打飞弹嘛！古人不是说吗？“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也不主张动武嘛。我们都是学过历史的。 中国历史上，有过南北朝、有过前后汉、有过南北宋，也是一个中国嘛！我们要是目前统一的条件还不成熟，也可以叫一个中国的两岸时期嘛！”
我对他说我这次来台湾已经和台湾的剧作家有了一个合作项目，共同写个剧本，明年9月在台湾演出。
他说：“明年希望在台湾再能见到你！就像余光中先生在你们这次会议开幕式致词时说的：作家多来，飞弹少来！”
—— 原载: 开放
本站刊登日期： Tuesday, October 13, 2009
关键字: 焦仁和 台湾
─在香港第二十届书展“作家讲座”上的演讲（上）
精神财富“经久耐用”传之永远
看一个城市是否文明进步，不只看楼有多高，路有多宽，GDP增长有多少，还要看──也许是更要看书店有多少，读者有多少，出版社有多少。
大楼再高、再大也会倒塌，今年六月二十七日，上海莲花河畔景苑七号大楼不是轰然倒塌了吗？而且是整体性地、像听到命 令似地仰面而卧，连一块玻璃也没碎，大楼变成了带天窗的联体别墅，真是世界奇蹟。马路再平整、再硬实也会塌陷，去年十一月十五日，杭州风情大道的地铁工地 路面大面积塌陷，塌陷面积宽约二十米，长约一百米，深约十米，掉下去的车辆十辆以上。“风情大道”，路名艳丽，但一瞬之间就成了险情大道，据不完全统计， 埋陷数十人，八人死亡，十多人失踪，实在令人痛惜。
去年以来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多少国家和地区的GDP下降，很多工厂倒闭，很多企业破产，很多大富翁顷刻之间变成穷光 蛋。即便不是金融危机，个人财富也会因其他原因而散失殆尽，上海的亿万富姐陈洁涉嫌侵吞国有资产、浙江亿万富姐吴英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都相继问罪，她们手中 的金钱也将化为乌有。可见任何人有再多的财富也都有丧失的可能。
唯独精神财富“经久耐用”，传之永远，恩及社会，泽及子孙，惠及千秋。所谓“家有诗书不为贫”，“耕读人家传家久” 等等诗句和格言说的都是这个道理，都反映了人类对精神财富的高度珍视。袁枚说：“物在天地间，有散也有聚；唯有书藏胸臆间，鬼难风灾吹不去。”我自己也常 说：“不散之财腹中书。”
精神财富的最主要的载体就是书籍。生产知识，社会知识，人类智慧，文化成果，都以书籍为载体来记录、来承传。没有书 籍，人类就如生活在荒漠，就和动物无异；有了书籍，社会才繁荣、发展，人类才健全、进步。书籍和人类的存殁、社会的兴亡始终维系.福楼拜说：“阅读是为了 活着”，这句话很简朴，也很有深意。
我每到一地必去书店；如果没去，就像没到过此地；即便去过多次，也有陌生感。只要去了该地书店，哪怕只是偶尔路过此 城、此县、此乡，哪怕去的只是蕞尔小店，我也有宾至如归，回到家园之感。我爱书如命，以前和人开玩笑，说：“我家里只有两样东西概不外借，一是老婆，二是 书籍。”这说明我爱书如爱妻。当然，如今我已敞开家门，对外开放，书可外借了；书不流通如废纸，为什么不借给别人发挥作用呢？有时候我给人送礼，实在想不 出送什么，就送书，在扉页上郑重写上：“秀才之礼书为重。”
书籍有生命、有灵性、还有神
书籍不是没生气的一页页白纸黑字；书籍是有呼吸的，是有体温的，是有血液的，是有生命的，是有灵性的。书籍还有神， 书神的名字叫长恩。鲁迅一九○一年，庚子年，就写过《祭书神文》。当年鲁迅二十岁左右。那天是阴历除夕，据说除夕祭祀书神，能够保佑书籍鼠不敢齧，蠹虫不 生。鲁迅在祭文中写道：“今之夕兮除夕，香焰絪縕兮烛焰赤。钱神醉兮钱奴忙，君独何为兮守残籍？……俗丁伧父兮为君仇，勿使履阈兮增君羞。……宁招书癖兮 来诗囚，君为我守兮乐未休。”除夕之夜，钱奴们忙着祭祀财神，而鲁迅这一般书癡则独守破旧残书，虔诚祭祀书神。钱奴们追逐金钱物质，书癡们固守精神财富， 形成了鲜明对照。以后鲁迅之所以成为大作家，成为“民族魂”，不能不说和他年轻时的高洁脱俗、饱读诗书有关.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读书传统的国度。对书籍酷爱到崇拜的程度。祭祀书神便是突出的一例。中国人还有“敬惜字纸”的传统，有字的纸，不能随便处之，不能乱扔，不能撕毁，要敬惜爱护，这也反映了中国人对书籍的崇拜。
如果我请在座的诸位即刻说出有关饮食的十句成语、格言，比如“民以食为天”，我想也许比较困难；如果我请在座的诸位 尽快说出十句有关体育的成语、格言，比如“生命在於运动”，也可能需要好好想一想。但是我请诸位立马说出十句有关读书的成语、格言，我想很多人都会脱口而 出。比如最熟知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而优则仕”“口不绝吟於六艺之文，手 不停披於百家之篇。”“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腹有诗书才自华”“不动笔墨不看书”“力读仍愁不尽书”“俯而读，仰而思。”“学而不思则 罔，思而不学则殆。”你看已经不止十句了。更有那些有关读书人的故事，如“程门立雪”、“悬梁刺股”“凿壁偷光”“囊萤映雪”都是喧腾人口，家喻户晓的。
有两句读书的名句，我很喜欢，常常引用，一是：“士大夫一日不读书，便觉语言无味，面目可憎。”这话出自黄山谷，原话是“士大夫三日不读书”，我改成一日；我认为要是三日不读书，早就面目恐怖，语言发臭了，岂止可憎？岂止无味？
扯远了！我不喜欢一本正经，东拉西扯较自然、放松、随意，像聊天。但也不是瞎聊，都是及义之言，聊的是我们这个民族 多么的爱书，聊的是我这个书生对书是如何的癡迷，因此让我来香港书展谈禁书，不敢说非我莫属，但也还比较合适，因为爱书，就会反对禁书。况且香港出了我一 本《沙叶新禁品选》，内中所收十之七八都是我被禁的作品，我有被禁的切身感受，由我说禁书至少也不会隔靴搔痒.但我会排除个人恩怨，不意气用事；因为禁书 是一个古老的、普遍的话题，古今中外都有，书的被禁更不是一个人的遭遇，所以我要冷静地、理性地来介绍和分析禁书这个丑恶的、罪孽的、普遍的文化现象。
禁书也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一部禁书史是用屍骨堆积起来的，是沾满鲜血的。我今天不讲整个的禁书史，我没这样丰厚的学养，我只讲中外禁书的对比，讲古今禁书的异同。
中外禁书的对比
（一）、中国的禁书历史长，西方禁书历史相对较短。
中国禁书如果不算更早的第一次禁书，即商鞅的“燔诗书”，那么公元前二一三年的秦始皇的焚书算是被史家公认的、由政 府出面的、规模巨大的、影响深远的首次禁书。它一直影响到毛泽东.一个是千古一帝，一个是伟大领袖，从公元前二一三年至少延绵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二千多 年，几乎是从头到尾整个一个漫长的封建社会，影响不可不谓深且广矣！
公元前二一三年，是秦始皇登基的第九年，他在咸阳宫招待七十名博士，其中有不少是从其他六国归顺秦国的。在筵席上， 一个叫周青臣的，官居仆射，是个武官，向秦始皇敬酒祝寿，歌功颂德，并大力讚颂当时实行的郡县制。而另外一名从齐国归顺的博士淳於越，则持不同意见，认 为：“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竭力主张分封制，於是引起争议.此时宰相李斯发话了，他说：“今诸生不师今而师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人闻 令下，则各以其学而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他的意思是说，如今之所以引起这样的争论，是书生们师古不师今， 以古讽今，以致思想混乱，扰乱民心，诽谤朝廷。
这本来是有关政治体制的一次讨论，是郡县制适合秦国呢，还是分封制合适？可李斯把他上升到政治斗争的高度了。本来是 可以讨论的问题，就如当代中国是宪政好，还是独裁好；是一党专政好，还是三权分立好，也应该允许讨论。可是在两千多年以前就不允许讨论，就如现在也不允许 讨论一样。否则就超过“底线”，判你个“颠覆国家政权罪”。於是李斯提出要统一思想，师今而不师古，这也如近六十年的当代中国相继提出的“舆论一律”、 “和中央保持一致”、“紧密团结在以谁谁谁为核心的周围”一样，如出一辙，就是要统一思想，统一言论，统一行为，统一所有。为了消灭不统一的思想议论，李 斯提出焚书，秦始皇说“可”。於是，中国文化的第一次浩劫就开始了！
李斯提出：“史官非秦纪皆烧之。”不是秦代的史书都烧掉。“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更过分、更残忍的是：“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连相互议论也要禁止，否则暴屍街头，灭你全族！第二年就坑杀了四百六十名儒生。
汉代要好一些，这是吸取了秦王朝的教训，虽然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没大规模的禁书，而且到了第二代汉惠帝，就 废除了由秦代延续下来的不准私人藏书的禁令，由是汉代文化空前繁荣，国力也因之强盛。这以后一直到唐代，虽然每朝都有禁书令，但所禁者大多为谶纬、兵法、 天历、《老》《庄》、佛道之类，与政治斗争、意识形态大多无涉，与舆论一律、钳制异见也少有关系.
宋代最着名的是苏东坡的“乌台诗案”了，这当然是一场政治派别的角逐。结果是苏东坡和黄山谷相继罢黜，两人的文集也 两次遭禁毁。此案延续将近半个世纪，祸及“元佑党人”三百零九人。它以清查文化为名，行打压不同政见为实，为中国历史上禁毁当代名人名着之滥觞，以后的历 朝历代的“因人废书”便是由此而来。
禁止禁书，在中国还遥遥无期
元明之际，开始禁毁戏曲、小说，虽然也有禁书，其规模和惨烈程度比起清代则是小巫见大巫，不予赘述。民国也不说了，放在第二部分中国禁书的古今对比时再说，因为拿共产党和国民党对比，更有可比性。这里就简单说说清代的禁书。
清代的文字狱，那才叫惨烈，那才叫恐怖。十年前我曾经写过《“表态”文化》一文，是因为电视剧《雍正王朝》引起了我 有关清代文字狱的话题.我说：“康熙在位六十一年，他制造的着名的文字狱有两起。而雍正在位仅十三年，他制造的文字狱大案就有五次。如吕留良案、汪景棋 案、查嗣庭案、陆生楠案、谢济世案。案犯所着书一律被罚没，被禁毁，不得再版，不得翻印，亦不得私藏。案犯不是被处死，便是被流放，还祸及家族。查嗣庭在 判刑前就已瘐死狱中，仍然被鞭屍枭首，死也不放过.”对雍正这个历史上最严酷地迫害知识分子的魔王，哪怕他有天大的文治武功，我也恭敬不起来。当然我十年 前说这段话，是因为听说当时的最高权力者对雍正甚是恭敬，认为他是值得效法的开创了盛世的好皇帝，还有一位也是他恭敬的好皇帝，雍正的继承人乾隆。
乾隆后来居上，自《四库全书》开馆，十五年内文字狱四十八次，平均一年达三次之多！为纂修《四库全书》，全国广泛徵 集书籍，名为编修整理，实为查阅禁书，至少是“边徵边禁”或“寓禁於徵”，据统计，在《四库全书》纂修期间，全部或部分遭到禁毁的历代典籍共达三千一百多 种、十五万一千余部，书版八万余块.这又是一次史无前例的文化浩劫。
外国禁书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如果说中国的第一次禁书（商鞅燔《诗》《书》）是出现在商鞅变法的公元前三六一年，那据我有限的阅读知识，西方的第一次禁书要比中国早五十年，即公元前四四一年，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的着作以渎神之罪遭到当局焚毁，并将作者逐出雅典。
其后西方世界各个国家都相继有过禁书，但以中世纪为盛。最着名的大禁书，就是十四世纪中叶意大利薄伽丘创作的《十日 谈》。一个世纪之后，一四九七年，在意大利佛罗伦萨，极端仇视艺术和美，绝对奉行苦行和禁欲的修道院院长萨伏那罗拉，将此书的原稿和部分付印稿付之一炬。 再一世纪，一五五九年罗马教廷首次发佈《教廷禁书目录》，逐年增补修订，但《十日谈》始终名列其中。以后连巴尔扎克、斯宾诺莎、伏尔泰、司汤达、左拉、萨 特等着作也网罗入禁。这以后西方最轰动的大禁书应该算是上一世纪英国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了。
那西方世界何时中止禁书了呢？一九六六年六月罗马教皇保罗六世中止了《教廷禁书目录》的出版发行，西方世界的禁书基 本上已经偃旗息鼓了。但不可思议的是一九八一年，智利的皮诺切特的军政府竟然下令将世界名作《堂吉诃德》列入禁书。因为皮诺切特认为塞万提斯的这本骑士小 说对自由的呼唤是对他威权统治的威胁.当然此书随着军政府的倒台和皮诺切特的流亡，也就解禁了。从此以后，在一些民主制度业已形成并成熟的西方国家，很少 听说再有禁书之类的恶事和蠢事发生了。
那中国呢？何时结束禁书呢？遗憾的是至今，一直到我演讲的现在，二○○九年的七月，也没停止过禁书。以后何时可以停止呢？难说！
西方世界虽然比中国禁书早了五十年，但至少在上一世纪后半叶已基本结束，这还只是拿中国一个国家和整个西方世界做对 比，如果和西方某些单独的国家做对比，有些西方国家更早就在制度上、法律上和实践中结束了禁书。禁止禁书，在中国这个最爱书、最有读书传统的国度，还遥遥 无期。还不知道要继续多久，真令人无奈，令人叹息。
禁书内容、手段、决定过程迥异
（二）、中国禁书越来越注重政治，外国禁书越来越不注重政治。
禁书所禁的内容大致三种，一色情、二宗教，三政治。中国禁书从开始就与政治极有关涉，如商鞅的燔书，秦始皇的焚书， 莫不如是。以后所禁之书，宗教和色情也逐渐成为禁因之一，但统治者最注重的仍然是政治。到了清代为了政权的巩固而消灭异端，政治越来越是禁书的肇因。及至 当代，政治类的异见之书更是禁书中的重中之重，你可以携带淫秽书籍从香港入关，但“反动”书籍查禁极严。如若不信，你携带一本赵紫阳的《改革历程》试试！
外国禁书，当然也会以政治原因查禁。如罗马教廷对《共产党宣言》，前苏联对《日瓦戈医生》的禁止，都纯属政治原因。但如今凡是已经建立民主制度的西方国家因政治因素查禁图书虽然不敢说完全绝迹，但真的是极少极少了。
（三）、中国禁书手段极为残忍，外国禁书手段相对温和。
中国禁书动辄使用暴力，监禁、流放、火烧、坑埋、杀头、腰斩以致灭族……史不绝书。而西方，最着名的因禁书而施以火 刑的是布鲁诺，他因推重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和在自己的《论无限、宇宙及世界》着作中，提出宇宙是统一的、物质的、无限的和永恆的，而被教会视为异 端，囚禁八年，最后被活活烧死。西方对禁书的涉案者更多的是採取谴责、罚没、禁售、销毁等等比较温和的手段，很少使用暴力。其他的手段还有罚款，如一七四 九年，英国作家因《放荡女人回忆录》一书判罚每年一百英镑.一九二二年一家美国书商进口《十日谈》，被地方法官罚款一千美元。这种处罚和中国古代动辄有杀 身之祸相比，简直不算什么.
（四）、中国禁书官府说了算，外国禁书律师上法庭。
中国禁书，古代中国是皇帝、大臣说了算，被禁者任官府宰割，无法自保。外国呢？虽然大多数被禁者忍气吞声，无理可 说.但自从上一世纪开始，如被禁书，也可以上法庭说理了。如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被指控，由於律师塞拉的据理力争，法庭终於判决免於处罚.再如西方的三 大禁书之一，亨利？米勒的《北回归线》，经律师作无罪辩护，最终被美国最高法院判决胜诉，此书得以正式发行。
二十世纪最轰动的禁书诉讼案，当属《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案。一九六○年伦敦企鹅出版社为纪念作者劳伦斯去世三十周 年，全文出版了《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英国检查机关认为该书淫秽，毒害读者心灵，遂向法庭提出控告。出版社聘请律师出庭，并邀请三十五名专家、教授、学 者、神父等名人作证.法院也挑选了九男三女组成的陪审团，经六天的庭辩，出版社获胜，该书得以出版，世界文坛为之欢呼。
中国自有禁书以来，从古到今，何时有过被禁者与查禁者对簿公堂之事？本世纪倒真的是太阳从西边出来，几年前北京一位律师因携带一本香港出版的着作而被海关罚没，律师不服，将警方告上法庭。大水沖倒龙王庙，很有意思，这在第二部分“中国禁书的古今异同”中再说.
问：您参加签署《零八宪章》是出於什么考虑？
沙答：《零八宪章》的政治诉求，是非常温和，是非常理性的，是充分考虑了中国目前的现状和政治变革的可能，以及考虑 变革的社会成本不至於过大，以避免大规模的动乱所引发的社会灾难，所以才有此慎重的、合作的、具有建设性和操作性的文本。我认为这是一群非常善良的社会精 英的一种极为善意的表达.但它又绝不是卑躬屈膝的乞求，而是义正辞温的呼唤。我本人签署该《宪章》，和所有的联署者一样，是出於对民主的渴求，对自由的向 往，对人权的捍卫，对宪政的企望。目的不是推翻共产党，而是推动共产党；不是取共产党而代之，而是促共产党之革新；是为了中国的长治久安，是为了人民的幸 福安康。此心此意，天地可鉴！
早已做好被捕的准备
问：签署《零八宪章》的许多人，都面对强烈的压制。例如，最近《纽约时报》在一篇特稿中，曾对刘晓波的命运显着地加以报道。而您似乎得到当局不同的对待，他们好像比较尊重您。其中的原因您认为是什么？
沙答：其实，我在签署《零八宪章》那一刻，就早已做好被捕的准备。既然我签署这个《宪章》是个负责的行为，我就要勇 於承担由此所产生的一切后果，包括逮捕、判刑、监禁、劳改。既要敢於说话，又不承担风险，这是世故，这是滑头.这不是我一向为人、为文的态度。凡是又要说 话又要保险的人，一旦风险袭来，势必屈膝投降，甚至出卖盟友，沦为叛徒，这是我所不屑的。
刘晓波作为《零八宪章》的主要负责人，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八年十二月八日深夜他被警方拘押，关在密室。十二月 十二日，在拘押刘晓波的第五天，我们《零八宪章》签署者中的四十一人，以我领衔，便及时地、坚定地发表了题为《我们和刘晓波不可分割》的呼籲书，呼籲当局 尽快释放刘晓波，还其自由。我们写道：“因为分享着共同的思想和理想，我们与刘晓波先生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宪章》如同我们的灵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 《宪章》的肌体，我们互相之间是一个整体.如果刘晓波先生因为签署《宪章》而遭受伤害，那么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伤害。如果刘晓波先生不能自由，那么我们 每一个人也同被囚禁。”遗憾的是刘晓波先生迄今拘押已近半年，尚未解禁。
至於我的处境，与绝大部分签署者并无不同，《零八宪章》公佈之后不久，我已逐渐得知除了刘晓波被囚禁之外，西安的杨海、赵长春、福建的范燕琼、长沙李军卓等人都因签署《零八宪章》而陆续被当地的公安或保安约谈问话，我在○八年十二月十四号的日记中写道：
“我已做好准备，不但半夜敲门心不惊，白天敲门也欢迎，我甚至期盼着国保人员的尽早到来，我会对他们抱着来者都是客的好客态度，并从容镇定，不亢不卑。”
我之所以期盼着国保人员尽早到来，是因为我认为我和所有《宪章》的签署者“不可分割”，应该“有难同当”；国保传唤了别人，不传唤我，好像我身份特殊，有避祸的特权，这非常不公平。我不愿意做一个特殊的平安人，所以我期望国保人员尽早到来。
单位领导出面等同“传讯”
四天之后，我在十八日的日记中追记道：
“昨天等待的事情终於等到了，但等到的不是国安和公安，而是SL（我单位的负责人）。四时半左右，SL来，没任何寒暄，甫一坐下，我便说：『我们谈正事。』於是我便把我在《零八宪章》上签名的前后经过一股脑儿都说了。
“我的态度很明确，我说我赞同《零八宪章》的内容，这是解决当前中国问题的较好方案。这不但是为了中国好，也是为了中共好。《宪章》是符合历史潮流的，是符合普世价值的，是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我对SL毫不讳言地说明我的坚决态度，而且表明历史将对此做出公正的结论。
“第二，我对SL说，我坚决反对对刘晓波的非法拘捕，要求尽快释放，希望当局不要再做逆潮流而动的蠢事。六十年来，因为思想言论抓了成千上万的人，哪一个抓对了？现在怎么还要抓人！
“SL只是听，关注的是我怎么签名的，是在网上签名还是用其他方式。这也是《宪章》所有签署者被问到的主要问题.”
我并不认为我“似乎得到当局不同的对待”；我单位领导出面，也是代表当局对我的传讯。但他们确实“比较尊重”我，我很感激。其中原因，我估计可能是我比较公开、透明、理性、善意；既无阴谋活动，更无组织串联；况且他们尊重我，我也尊重他们，这是相互的。
目前我的个人自由，并未受到威胁，但我在香港出版的新书《江青和她的丈夫们──沙叶新禁品选》被中宣部查禁，这显然与我签署了《零八宪章》不无关系，这是对我的惩罚，否则就对我太客气，太“尊重”了，反而使我“受宠若惊”。
草木皆兵，杯弓蛇影，怀疑一切
问：另一方面，在一九八九年的学运期间，停演您了的剧本《幸遇先生蔡》。你当时对此作何反应？此后是否发生过类似事件？
沙答：需要更正的是《幸遇先生蔡》不是在一九八九年停演的，而是在二○○五年。这一年的一月十七日赵紫阳去世，这一 年也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成立十周年。该艺术中心为了庆祝十年大庆，决定排演我的《幸遇先生蔡》，因为剧中有表现“五四”运动时学生示威的情节，当局在审查 该剧时，担心观众看了此剧，可能会因赵紫阳的去世而引发游行抗议，所以决定停演。只有神经超常的人才会有如此敏感的联想！
一九四九年中共执政以来，查禁书籍报刊、查禁影视戏剧，查禁“黑灯舞会”，查禁“靡靡之音”，进而查禁言论，查禁思 想，甚至查禁“牛仔裤”，查禁“蛤蟆镜”，查禁人们的生活方式，其理由千奇百怪，匪夷所思。越到后来，越是草木皆兵，杯弓蛇影。他们神经极度过敏，怀疑一 切，只凭感觉；他们的查禁，只是毫无根据的担心，全是毫无理由的预防，他们已经到了无理可说的地步。如果写一部《中国禁史》，看看那些五花八门、荒唐怪诞 的“理由”足以让人目瞪口呆！
此后，就没禁演过我的戏，但这很难说，因为我的戏久没上演，无从禁演。但今年发生了禁我新书之事，禁止我在香港出版的《江青和她的丈夫们──沙叶新禁品选》进入内地，连非销售的正常携带也不允许，如有发现，立即查没，香港的《亚洲周刊》对此有所报道。
对这类事情，我无法有所“反应”，这是因为我生活在一个法制不健全的国度，又是一个书生，你无法说理，无法抗争，无 法诉之法律，无法维护权利；你只能苦笑，只能歎息。好在我生性豁达，宠辱不惊，只问耕耘，不畏查禁，屡禁屡写，绝不停笔！这是在极权制度之下所有自由作家 极为无奈的生存状态.
上海难以成为艺术文化中心
问：在从事您的事业的过程中，上海作为重要的全球商业中心有了戏剧性的发展。它的建筑引世人注目，它已经明显地成为 世界伟大中心城市之一。说它作为一个知识、文化中心也有相应的发展，您认为是否公正？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是什么因素妨碍它成为艺术文化中心，成为一个充满 活力的思想和精神交流的中心？
沙答：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很多人都问过我这个问题.我说这是因为上海的地域文化与其它地方不同，它是一个商业城市， 那就要讲本求利，就要精打细算，就要考虑投入与产出，因此它也影响了这个地区的文化人和文化品位。上海的文化人他们只愿意做无本的生意，但绝不做无利的买 卖.他们也许会在文人面前义正词严地痛斥政府贪官，也许会在官员面前慷慨激昂地怒骂文坛小丑；但他们很少会在官员面前骂官员，会在文人面前骂文人，这样他 们既可显现“正义”，又无风险.如果要让上海文人写真实、说真话，抒真情，吐真言，也就必须要保证他们的利益和安全，否则就退避三舍，缄口不语.
此外，直接受过“五四”运动熏陶以及民主思想训练的着名文化人逐渐逝去，这也弱化了上海的言论环境，比如音乐界的贺 绿汀先生，戏剧界的黄佐临先生，文学界的巴金先生，新闻界的林放先生等等都相继去世。去年王元化先生和贾植芳先生又离开了我们。他们都是有自由精神和独立 人格的文化人，他们是上海文化界旗帜性的人物。他们的独立表现不尽相同，他们的言说力度也不一样，但是他们基本上都能坚守着人文主义精神。而现在那些正当 盛年的和正当红的文化人，都是在“红旗下长大”，在党化教育下成长的。曾几何时，他们都曾把中国传统文化当作“四旧”，把西方进步文化视为猛兽；他们都是 吸过狼奶的！在这样特定的地域文化中，上海怎么可能成为艺术文化中心，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思想和精神交流的中心？
不为极权的意识形态写作
问：刚刚在北京结束的中国戏剧文学学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上，你发表意见说，剧作家永远都不能忘了文艺的作用和写作的目的，还说戏剧创作者永远不要为了权力而创作。您能进一步阐明您的看法吗？
沙答：为什么不能为权力写作呢？这是因为：
一、权力使人腐败。英国阿克顿爵士的“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败”这句话已经成为政治常识，而且已经在当代中国被越 演越烈的腐败所证明。在中国权力不受监督，无法制约.腐败和权力共生共荣，你怎么反？目前中国的反腐只是维持在百姓不至於造反而权力不至於失控的限度之 内。有些地区完全是腐败分子在领导反腐，或者说是潜在的腐败分子在反已经暴露了的腐败分子。
二、权力使人愚蠢。美国学者乔纳森？本道用数学理论证明，在日理万机的国家要找到良好对策，就应该尽量扩大民智，鼓 励官员独立思考。但权力者的本性就爱独裁，总以自己的“思想”为“指导思想”，总爱在不同时期提出各种不同的“主义”、“思想”、“理论”、“荣耻观”、 “代表观”、“发展观”，来统一全国思想。使得权力者和智囊团，无法发挥正常的政治智慧，无法施展聪明才智来应对社会难题，都变成了可笑的蠢才。
三、权力使人折腾.也正因为权力使得唯我独尊的权力者和唯唯诺诺的智囊团的智商下降，所以在治理国计民生时，不但会反覆无常，还会倒行逆施。这种思想上的反覆无常，认识上的反复变化，带来社会的极大不安定，很难实现他们所要求的真正的和谐，很难避免经常性的折腾.
四、权力使人残忍。所有的权力者都会被权力聚焦效应放大，而因此获得成就感或幸福感或快感这样的高峰体验。按照马斯 洛的理论，这种高峰体验不会持久，更无法忍受它的消失；当权力者不接受权力之外的监督和制衡时，它就立刻会变得毫无理智，毫无人性，如果你还想共享权力或 者更迭权力，它就会变得疯狂，变得残忍，甚至动枪、动炮、动坦克，造成巨大的社会灾难.
如果你是一个作家，你为权力写作，在客观上你就是直接地或间接地为腐败服务，为愚蠢服务，为折腾服务，为残忍服务。如果你是被迫的，还情有可原；如果你是自觉的，那你怎能逃脱帮凶之责？
我说的权力当然是指极权，是不受监督，不受制约的，是不由民主选举所赋予的极权。
不为权力写作，当然也包括不为权力意志写作，不为权力的意识形态写作。
你可以选择任何写作目的，为艺术、为人生，为自己，为他人，就是不能为权力写作。
“换笔触电”追赶博客潮流
问：您选择了这种对作家来说并非传统媒介的博客来发表您的思想观点.什么东西激发你写博客？通过博客，您想面向的是哪些不同於剧作家受众的群体？
沙答：博客是潮流，是一种全新的表达和书写方式，操作简捷、稿样清洁，修改方便，传送快速，不但可以“图文并茂”， 还能“声情并茂”，实在比传统书写方式有很多难以企及的优点.很多习惯於笔墨写作或使用打字机写作的传统作家，起先都不习惯电脑写作，更不书写博客，我估 计这几年这种状况有很大改变。
幸运的是，我觉悟较早，十多年前就“换笔触电”了。
我博客的受众，有各种群体.但多数还是关心我本人，关心我的戏剧作品，以及关心中国前途和命运的那类人，我非常感谢他们对我极大的支持以及宽厚的爱。
《HARPER’S》的英文提问和我的中文回答都由汪有芬先生互译，非常感谢.
二○○九年五月十日上海善作剧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