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民主之梦是一场迷幻般的梦想吗？香港最激进的普选倡导组织——社会民主连线(League of Social Democrats)选择LSD作为首字母缩写，或许就影射了这一点（译注：LSD也是强效迷幻剂麦角酸二乙基酰胺的简称）。这也是从香港就2020年前实现全面民主的最佳方式产生的痛苦纠结中，人们能够合理得出的唯一结论。
上月，香港打蝴蝶领结的行政长官曾荫权(Donald Tsang)提出了若干改革方案，目的是要让沿袭自英国殖民主义的寡头体系更民主一点。新规将在2012年选举曾荫权的接班人及下一届立法会(Legco)时发挥效力。
Legco与某种儿童玩具的发音相仿，听上去就像是一个用小砖块一块一块搭建起民主的模拟议会。这基本上概括了立法会的全部。就目前而言，立法会的 60个席位中，有半数是通过所谓的“功能组别”(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提名产生的，这部分选民只有21.1万人，代表了职业和商业精英。香港的320万普通选民将选举其他30名立法会委员。在 2004年的选举中，亲民主派候选人获得了60%的选票，但只获得40%的席位。
天平似乎还不够倾斜：立法会的分裂投票制度确保了，如果不经其他30名非代表性委员的同意，民主选举产生的30名委员就无法通过立法。特首由796名香港精英组成的“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
根据曾荫权的提议，立法会将新增10个席位，其中半数通过选举产生，半数预留给区议会代表。与此同时，负责选举特首的选举委员会将扩大至——听好了——1200人。假如该委员会以，比方说，每5年增加400人的速度扩容，那么所有320万香港选民都有资格选举领导人的时间将是41997年。
对于那些希望立即废除功能组别的香港民主人士来说，这种蹑手蹑脚走向民主的做法过于胆怯。他们担心，北京方面会违背自己的承诺，即允许香港在 2017年民主选举特首、2010年民主选举立法会。至少一名内地学者曾指出，北京方面可能会重新诠释普选的含义，使其包括像功能组别这样的中间团体，又或许会规定一种选举程序，使选民只能从北京筛选出来的候选人中做出选择。
一些香港民主人士已经受够了这种缩手缩脚的作风。他们希望把问题尖锐化。他们提出了一种颇有风险的做法：通过5名亲民主派立法会委员的集体辞职，迫使当局举行全港补选。这实际上将作为对曾荫权的民主改革提议发起全民公投。如果他们获胜——这不一定——那么可以想象，曾荫权可能不得不提出更为大胆的方案。
群众抗议起过作用。2003年，逾50万民众上街游行，抗议国家安全立法，认为该项立法将危及香港市民所享有的自由与法制。香港政府最终终止了立法程序。不过，那场叛逆或许使北京方面打消了让香港在2020年前实行普选的念头。
民主人士面临强大的阻力。这是因为，香港精英阶层与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是相通的，前者希望保持现状，后者则极不愿意看到在中国的土地上出现一个民主范例。这导致共产党专制政府与香港贵族阶层之间形成了一种颇为怪异的联盟，后者的财富与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英国殖民者施予的恩惠。
香港的精英们——企业大亨、地产开发商、银行家和物流霸主——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把自己与争取民主的努力扯上关系，将危及在内地利润丰厚的合约。香港的富人们向来善于变通：无论当权者是英国人、日本帝国主义者还是中国共产党人，他们都一样赚钱。不过，就算北京方面不过问此事，香港的富人们为何要放弃一个如此全面地捍卫着他们利益的体系呢？仅举一例：立法会从未认为应该制定一项可能侵蚀富人利益的竞争法。
香港当局经常说，过快走向民主，将产生一个兜售福利国家议程的民粹主义政府。当然，在殖民时期就相当大的收入差距，已经进一步拉大。有人还住在不能站直身子的小“笼屋”里，而在天平的另一端，每套3亿港元（合390万美元）的豪宅已经投放市场。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不会出现民众的反弹呢？不过，老牌民主倡导者李柱铭(Martin Lee)极具说服力地指出，香港选民表现得相当务实。
归根结底，一个地区的选民选择什么颜色的政府并非问题的关键。那是属于人民的至高权力。当2020年最终来临时，北京方面会不会允许他们行使这一权力，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译者/何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