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黎安友(Andrew J. Nathan)
译者推特ID:@Freeman7777 (欢迎大家fo)

转载自“译者”

Andrew J. Nathan is Class of 1919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at Columbia University. He coedited The Tiananmen Papers (2001), coau- thored China’s New Rulers (2002), and coedited How East Asians View Democracy (2008).

民主杂志:2009年《Journal of Democracy》7月刊(天安门事件以来的中国专刊)

世界上威权主义政体的类型肯定要比民主政体来的多,尽管后者吸引了我们学术界如此多的注意力。威权主义的体制与我们相伴的时间要更久,统治了更多的人民,并 且就我们所知可能在将来也要比民主的体制统治更多的人民。不应该对这些情况感到惊讶如果你考量到威权主义是民主政体这样一种被狭隘定义的政体类型(为了拥 有实权的最高职位进行自由的政治竞争),历史上来讲它是新出现的,并且通常是不稳固的政体的剩余种类。作为一种剩余种类,威权主义涵盖的范围必然是广阔 的,并且包含了许多不同亚型的政体(subtypes of regimes)。1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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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什么是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二者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哪种民主是中国公民想要的民主?

2002 年,美国杜克社会学系进行了一个调查研究,在亚洲范围内随机选取被测试者,然后进行问卷调查。第一部分内容是下面这些说法哪一个符合你的看法:民主体制总是比其他政治体制好;在有些情况下,一个专制的政府比民主的政府要好;民主体制也好,专制体制也好,两者都一样?得到回答的结果是,超过80%的人认为,民主体制比专制体制好,民主体制适合自己的国家。而且从平均数来看,在被调查的亚洲5个国家和台湾、香港地区中,中国大陆的老百姓对民主的认同高于任何其他国家和地区。

听到这里,无数的“民主”人士估计该欢呼雀跃, 鼓吹什么“大多数中国人认为,应该实行民主政治”了。 但是杜克的研究还有第二部分。即除了调查人民对民主的需求,也调查民主的供给。既然大家认为民主好,那现在自身所在国家到底有没有民主呢?为了发现答案,问卷的第二部分是:如果1代表完全不民主,10代表完全民主,你认为你的国家和地区目前民主发展的程度怎么样?

结果, 中国百姓的平均数是七点几了。在亚洲5国和两个地区中排第二。从历史数据比较来看: 杜克曾在1987和1995进行了类似的统计。 1987年中国数据显示是三点几;而到了1995年,这个平均数变成五点几了。因此,从这个问卷回答中我们可以做出结论,中国老百姓是需要民主的。同时中国现在民主的供给相当高。这个结论,估计会让很多民主鼓吹派大掉眼镜。为什么会这样,“独裁的中国”的人民认同的民主供给率竟然超过了“民主”国家?

其实这并不奇怪。一个社会对于民主的要求,并非简单地取决于人民的民主需求,而是取决于供求之间的差距。杜克的问卷显示,如果单看民主的供求差距,中国的民主供给和民主需求的差距,并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大。此外,杜克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发现:在东亚国家地区中统计中,台湾地区数据显示,人们觉得民主的供给超过了需求,民主太多了。。。

回到中国的问题,基于上面的问卷调查结果,杜克大学学者提出了两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人对本国民主供给的评价,高于多数亚洲国家和地区人民的评价?为什么中国民主的供求矛盾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大?

为了解决问题,杜克学者提出了两个理论假说来解释这个现象:第一个是“害怕理论”:因为中国在很多西方人看来不是一个自由的国家,那么在一个所谓非民主的国家做关于民主的调查,老百姓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可能会害怕,不敢说实话,本来没有民主,他说有民主。

为了检验假说是否成立, 杜克同样使用不同方法进行检验。 方法一是用一个指标体系来衡量老百姓是不是害怕,害怕影响不影响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在后续对受测人群的调查问卷中,包含了一个问题:如果你批评政府,怕不怕被人打小报告?中国大陆地区有20%的人说,他还是害怕的。但是这里面需要注意一个逻辑:即一个人批评政府害怕被打小报告,不一定导致他不敢回答中国是否民主。于是杜克使用了方法二用统计学方法来检验。看一个人对于中国民主供给的评价和害怕之间的相关系数是正的还是负的。如果他的害怕导致不说实话,这个应该是正相关的。就是说,他越害怕,他就越说中国很民主。反之就是负相关,他越害怕,就越应该说中国的民主不够。结果杜克做出来的结果是负相关,说明害怕并不能解释这个问题。也就是说,老百姓对中国的民主供给评价高,还是反映了他们的真实想法。

第二个理论假说是中国老百姓对民主的定义和西方对民主的定义是不一样的。老百姓对民主的理解不一样,对民主的需求也就不一样。他们所讲的民主和想要的民主,可能和有些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民主,或者西方意义上的民主有一些区别。

为了检验这个假说,学者在后续问卷调查里设计了另外一个问题:有些人认为可以改用其它的方法来治理我们的国家,下面列出四种方法,请问您的看法如何?1.让人民透过选举,来决定谁来领导国家;2.废除人大和选举,由专家来决定一切;3.允许不同的党派之间竞争,来决定谁来执政;4.由军队来统治国家。

这四个问题实际内涵是分为两组的,1和3 被称为“向往民主”,2和4叫做“支持独裁”。如果说,反对独裁可能是向往民主的一体两面,那么如果他向往民主,就可以从理论上假定,他一定反对独裁,这两组问题的相关系数就应该是1。但是对于中国地区的结果经过数据分析发现,这两组问题的相关系数非常小。也就是说,中国老百姓向往民主,但是并不反对独裁。这个听起来很滑稽的说法实际上很有道理。因为这涉及对民主的理解。理论上,对民主有两种定义:一个是熊彼特或者洛克的程序民主,把人民与政府的关系定义为交换关系,选举是政府唯一的合法性源泉。不同的利益者在政治市场上按照程序进行竞争,政府对其要求以及是否符合程序进行判断。另外一个,在中国有孔孟的民本思想。很多研究者都说,民本思想有民主的因素。但是实际上,民本与民主有两个重要的区别:第一,民本把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定义为君臣关系;第二,政府的合法性主要在于其政策的优劣,怎么得到的权力并不是非常重要。对政策的是非标准,也不在于是否符合程序,而在于其本质,也就是所谓的实质民主。

那么中国老百姓对民主的定义是什么?杜克学者在后续问卷中问了一个开放题:大家都讲民主,对你来说,民主到底指的是什么?发现只有不到12%的人表达的是程序民主;6.3%的人认为民主是制衡dictator(独裁者);22.9%的人认为,民主指的就是自由;而将近55%的人则认为,民主是政府在作决策的时候,时刻想着人民的利益,征求和听取人民的意见,政府应该为人民服务。这后一种理解,如果按照西方民主理论,或者程序民主的理论,这根本不能叫民主,而叫无害的威权,benevolent dictator。实际上是程序专制的一种。

当然,对于这个结果有人会说,这是在一个非民主国家作调查,老百姓对民主的概念和认知可能都是由于制度引起的。因为没有经历过民主,所以不可能真正理解什么是民主,比如被问卷者会认为民主就是自由,而民主绝对包括自由。但是如果制度变了,人民对于民主的理解也会变的。换言之,杜克大学在中国大陆的调查结论是由于中国制度不民主造成的。

那么制度原因能不能解释杜克学者们的发现呢?杜克学者们拿出了台湾地区同样问卷的结果和大陆的数据进行比较。台湾从1987年开始发展民主,到2002年已经15年,时间不算短,如果两地的结果类似,那就不能把原因归于政治制度。比较的结果显示,台湾人对于民主的认知和大陆基本上是一致。只有不到14%的人认为民主是选举、制衡。有将近五成的人把民主定义为自由。同时,有33.7%的人回答,民主是政府听取人民的意见,为人民服务。换句话说,相当一部分台湾人在讲到民主的时候,也是孔孟的民本思想。什么叫民主?政府想着人民的利益,为人民服务,这就叫民主。也就是TG经常说的权为民所用理论。而权为民所用和西方的程序民主没什么关系。这说明,用制度原因是无法解释中国大陆人民对民主理解和西方不同的。

回顾历史,从民主理论的发展来说,实际上有两大理论:一个是所谓程序民主,一个是所谓实质民主。现在西方以选举为中心的民主,就是从熊彼特理论移植过来的程序民主。它的基本逻辑是,因为每个公民都很忙,没有时间搞政治,所以把治理国家交给一部分专业人士。但是对这些专业人士,人民要保留一个权力,就是如果对他不满意,下次选举就让他下台。另外一个理论,是中国的所谓民本思想,或者实质民主。中国人一向觉得,皇上怎么当上的其实不重要,关键是皇上能不能给大家做好事。中国历史上,篡权的皇上,很多都是比较出色的。贞观之治的李世民,是个篡权的皇上,如果按照程序民主,绝对是不应该当领导的。还有明朝的永乐皇帝,就是朱棣,也是篡权的,也是少有的好皇上。换句话说,孔子的政治哲学给中国人的启示是,衡量一个统治者的标准,不是看他是怎么上台的,而是他在台上能不能代表人民的利益。

基于这个考虑,杜克学者最近针对中国进行了新一轮调查研究:在新的调查问卷里把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分开提问。例如:下面两个说法你觉得哪个更重要:第一,党和国家领导人是由有规律的选举产生;第二,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作决策的时候,时时刻刻想到人民的利益?这二者是必须择一的。结果发现,80%的人都说,程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实质。这是目前中国老百姓民意的一个最基本的情况。同样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台湾地区的人认为台湾的民主供给大于他们的需求。这也是因为他们对民主的理解和西方民主有所不同所导致的。当老百姓要的是实质民主的时候,政府提供的是程序民主,老百姓的结论还是会认为政府不民主。台湾人之所以觉得台湾民主太多了,是因为他要的没有给他,给他的不是他真正想要的。虽然台湾领导人是选出来的,但是轮流上台搞腐败,不为老百姓谋利,老百姓当然不满意。

综上所述,杜克学者得出结论:中国未来在发展民主的过程中,可能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第一:老百姓的政治文化——大众所向往的民主,或者大众觉得最理想的民主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个会影响推进民主的过程。对于中国,就是中国大众想要的民主恐怕更符合孔孟的民本思想,而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民主,尽管大众常用“民主”这个字眼来形容他们的理想。第二个,如果政府提供给大众的民主不是大众想要的,大众还是不会满意,还会不断地回来找他们所认同的民主。等于人民是以不同的标准在评价政府,而这种评价并非简单的选举就可以满足的。第三,对于政府和政治学者来讲,这就提出了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在作制度设计的时候,要怎么样来发展民主?在什么程度上满足人民的要求?那么制度设计要和政治文化相兼容就需要慎重考虑。

毕竟,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个研究结论能确切显示从对政府的监督来看程序民主比实质民主就一定更好。因为,如果做一个最基本的政治学的假定,对于任何一个政治人物来说,political survival(政治生存)是他的最高原则,必须在这个位置上呆下去是他的目的。那么如果是程序民主,这个政治人物或团体只要四年一次去 justify(证明)我自己,说服民众这个位置下次还应该归他就万事大吉了, 至于这个说服和提高认同感,可以有多种方式, 例如宗教,例如作秀,例如导演抓眼球事件, 例如演讲, 但这一切不一定真的对国家有利, 所以美国会有像小布什这么失败的总统及其失败的政策也就不足为奇。但是在一个实质民主的国家,对于一个政治人物或团体来说,他的每一个行为,都要不断地去justify(证明)。而且是道义上的证明。这也可以解释中,美,台各方在大型自然灾害后政府自身的反应,百姓对政府行为的评价等现象。 美国高度认同程序民主,因此在各州国民警卫队救灾之前,先需要程序正确,否则无人负责。 这就出现了救灾队伍在扯皮中迟迟不动,即使出动也在半路因为程序没完返回,或者只负责自身被授权的任务,而不顾可以额外救援等情况。而美国民众对此行为抱怨甚微(相比中国同等事件来说)也是因为民众认同程序〉实质。台湾地震,台湾民众由于不认同程序〉实质,但是政府认同,于是不满意自然出现。而中国从唐山大地震到汶川大地震,每一次救灾政府都是全力以赴,几乎是倾国之力全部投入救灾。作为战略预备队的空降兵当敢死队用。为什么呢?就因为在实质民主的国家,政治人物/团体必须保证他执政的legitimacy(道义合法性)。 他可以专制,不讲道理等,但是必须保证其道义性,即能不能给大家做好事。所以,到底是程序民主更好,还是实质民主更好?这个问题可以debate(争论),但是结论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做实证调查。

如果在这个调查结论上进行进一步研究的话,中国就要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老百姓要的是实质民主,怎么才能用制度来保证这种民主?或者说,在领导人没有做到实质民主,做出的决策老百姓不满意的时候,有没有一个渠道可以表达。实际上,即使是选举,中国的选举可能和别人的也不一样。所以,一方面要有制度保障,同时,制度设计要和政治文化compatible(相兼容)。不管是协商式民主,还是其他一些实验,中国都要探索出自己的道路。也就是说,必须根据自己的政治文化,设计出另外一条路来,因为中国大众和西方大众不同, 要求的不是对权力的制衡,而是要求对权力使用中道义合法性的监督。单靠选举是不能满足大众在这方面的要求的。

~驳王长江《我们是政党主导型的民主》

明天,中共十七大四中全会就要召开了。得风气之先的中央党校的教授们,特别是党建专家们,频频向外界透露四中全会的准备信息,先期制造声势。据说这次四中全会最大的卖点是提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的工程”的命题,具体说就是以推行党内民主,提高执政能力。这些尚未出台、尚未表决的动议,据说已经在全党获得了热烈反响。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教授在人民网上以“十七届四中全会前瞻党内民主和执政能力建设探讨”为题进行访谈,文章的题目叫《我们是政党主导型的民主》。中共从毛泽东时代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文革后的经济建设,再转到要实施党内民主,不能说不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这就叫做“与时俱进”吧。

我们打开地图看一下,除了北边的朝鲜同志和南面的越南兄弟,还在和我们同乘一条“社会主义”的航船以外,周围哪个国家不是实现了民主转型?战火遍地的阿富汗举行了全民大选,日本实现了政党轮换,台湾的中华民国下台总统陈水扁夫妇的家族腐败经过司法审判他们被处以无期徒刑。可是,同志加兄弟的朝鲜越南,其实和我们是同船异梦,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各有各的目的港。可以说,我们实际上是一块处在国际民主政治的汪洋大海包围之中的孤岛,只要刮点风、起点浪,就感到惶恐不安。所以王长江教授说了一句中肯的话:“我们实行民主政治,应该说是大势所趋。”这就透露出一个私密信息:这个实行民主不是自觉的选择,而是潮流所迫,大势所趋,不得已而为之。

那么,实行一党专制的共产党,今天为什么要实行民主呢?从历史逻辑上需要给出一个说法。王教授确有高明的地方,这就是他善于制造谎言,伪造历史,惑世欺民。王长江说:“我们国家不一样,我们国家一开始共产党建立的时候,是一个专制制度,并不是说,怎么让人民当家作主,最重要的还是如何推翻专制统治,回过头来再建设民主政治。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们的民主发展是后来才出现的,我们的民主就和西方的民主不一样,它应该是政党主导型的民主。”历史的真相是这样的吗?王长江教授怎么能这样说谎呢?大家查一下《毛泽东选集》以及《毛泽东文集》,1940年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1945年4月24日,也就是抗战胜利前夕,他又发表了《论联合政府》,此外还有这期间他发表的其它文章,中心思想都是宣布中共不但要推翻专制的国民政府,而且要建立一个民主联合政府。

1945年9月27日,毛泽东在重庆《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其第(十)问:中共对“自由民主的中国”的概念及界说为何?

答:“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见《毛泽东文集》第四卷)

这充分证明,中共在发动内战之前,已经向世界作出郑重的承诺:它要建立的是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而且是以孙中山以及美国的林肯与罗斯福所设计的自由民主为蓝本。毛泽东是中共的党首。难道这是他骗骗老外的话,可以说了不算,算了不说?

如果我们再查一下笑蜀编辑的书《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那本书辑录了抗战时期和内战初期,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文章讲话以及中共机关报的社论等文章,包括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和在延安出版的《解放日报》。这些文章一方面是宣传共产党的民主自由理念和执政方针,另一方面则是拼命揭露国民党的专制独裁。一时之间,那些文章赢得了青年学生乃至知识分子群的好感,纷纷介入共产党,也赢得了一批一心向往自由民主的美国人和西方记者的好感,纷纷讨伐国民党。这些舆论,成了中共“统一战线”宣传上最成功的大手笔。抗战时期,美国派往中国的最高指挥官史迪威将军,就是因为过于偏袒中共受到蒋介石的愤怒憎恶而迫使罗斯福总统用一纸电报,撤销了他的军职。劳苦功高的史迪威因此黯然回到美国。另一位高级文官,被称为“头号中国通”的美国大使馆的情报首领、新闻处长费正清,也对中共的自由民主承诺表现了深深的好感、同情与偏爱,对国民党的专制极为反感,因此回到美国后,受到麦卡锡主义的整肃,但1991年他在临终前两天送稿的《中国新史》,对毛泽东领导的大跃进和文革造成的大灾难大动乱有了清醒的评价。该书最后的两节是《民主运动》和《天安门大屠杀,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八十几岁的费正清已经对“中国的独裁政体”有了认识上的大转变。

最近,网上流传的据说是万里的“老同志”讲话,对于中共背信弃义,践踏承诺的恶行,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他说:“我知道,90年时,出过一本书,书名叫《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承诺》,很快被查封了。我让秘书找了一本我看看,用了一个周末的两天,我全部看完了,我还找了一些专门研究那段历史的专家来问了情况,他们告诉我,这本书里收集的,全部是我们党在三四十年代公开发表的社论、评论、声明,没有一份是伪造的。当时,我们党向全中国人民做了承诺,要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独立的国家。那时,国民党不搞民主,不给自由,也没有能力让国家真正独立,才有共产党肩负那些承诺来取而代之。这些承诺的确吸引了无数志士仁人。那些牺牲的人就属于这部分人。其实,那些承诺在毛主席三四十年代的许多著作中都有。可是,到了五六十年代都被那个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修改掉了。我看到过一份文献研究室送来的原稿与修改稿,当时让我心里震动很大。现在,我能公开说出二十多年前我脑袋里就产生的疑问,这么个修改法,那几千万人不是白白牺牲了吗?那是白纸黑字,确实推翻了当年我们党的承诺。说轻了,这是不尊重历史,本质上,这就是违反政治伦理,这就等于是把我们党执政掌权的基础建在沙滩上,这能牢固吗?”

由此可知,伪造历史,篡改文献,这种违背基本学术伦理的恶习,在毛泽东,在共产党,由来已久。一个政党,一个政治家,以肆意篡改文献来证明自己的历史合法性,执政的合法性,这是下三烂的手法,为任何一个严肃的学者所不齿。毛泽东是一个敝屣政治伦理、文化伦理的共产革命领袖。他昨天公开发表的讲话,今天可以按照需要删改,哪怕改得面目全非,是非倒置。据知情者揭露,这样的实例比比皆是。他本人只信奉实用主义哲学、功利主义哲学、痞子主义哲学。在他熏陶之下,中共的所有历史文献都是可以随意篡改的。毛泽东完全没有马克思、恩格斯那种严谨自律的文风学风和伦理道德。例如,马恩说:《共产党宣言》“是一个历史文件,所以我们认为自己已没有权利来加以更改。”毛泽东从来是不信这些人类社会共同认准、共同遵守的政治伦理文化伦理学术伦理。他只认邪门左道,无法无天。

王长江教授说,中共在革命之初,只考虑“如何推翻专制统治”,没有承诺过“怎么让人民当家作主”。要等到夺权成功了 “回过头来再建设民主政治。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们的民主发展是后来才出现的。”这样的天方夜谭出自中央党校的党建教研部主任之口,实在是叫人佩服!敢于这样说谎,倒是显示出中央党校教授的超级水平。六十年了,中共建国整整六十年了,我从一个十五岁的少年“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变成了一个七十六岁的龙钟老汉。这时,终于听说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要开始“建设民主政治”了。比起那些先死者,我是多么的幸运、多么的幸福啊!谢天谢地,三生有幸!

不过,既然“我们实行民主政治,是大势所趋。”被迫上马,因此,这个“民主”就不是普世价值认可的“民主”。王教授说:“我们的民主就和西方的民主不一样,它应该是政党主导型的民主。”大家耳熟能详,关于民主,从毛泽东开始,早已经有“人民民主”、“社会主义民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等等表述,但是这些“马克思加秦始皇”的“民主”已经受到群众唾弃厌恶。民主就是民主。如果非要分别出东方民主与西方民主,资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民主,那无异于马路上叫卖假冒伪劣商品的小贩,“我是正宗僧帽老牌,假一赔十”,骗人骗钱而已。王教授偷换概念,烤出了一个新鲜大烧饼,热烘烘,香喷喷,名之曰“政党主导型的民主”,大家赶快来尝来买啊!政党者,共产党也。何谓“共产党主导型民主呢”?究其实,还是“一党专权”。看来,这是旧瓶装新酒,也可以说是新瓶装旧酒,反正是改了包装,换了品牌,勾兑了若干新成分,闪亮走进超市,而已,而已。

所以这样的“政党主导型民主”,用一句成语表达,就是挂羊头卖狗肉。不过,中共能够看到“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大势”,顺之,趋之,仍然应该鼓掌。是否能够从“挂羊头卖狗肉”,经过10年、20年逐步进展到“挂狗头卖狗肉”呢?我们拭目以待。

(2009-9-14于山东大学附中)

西藏事件以及新疆事件发生后,民族问题越益引起国人的关注。是的,要妥善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首先有赖于中国的民主化;然而我们又都知道,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里实行民主,本身就会遇到很多棘手的问题。先前那些别的国家是怎样处理这些问题的呢?从中我们可以吸取哪些经验教训呢?

这里,我特地向大家推荐一部有关专著:《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s:Southern Europe,South America,and Post-Communist Europe)。这本书通过对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这三个地区十几个国家在民主转型期间种种问题的全面描述和精湛分析,深入探讨了有关建立民主政体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称得上民主理论研究和比较政治学的经典之作。本书的两位作者都颇负盛名,一位是胡安。J.林茨(Juan J.Linz),美国耶鲁大学教授,  曾任国际政治学会主席,另一位是阿尔弗莱德。斯泰潘(Alfred Stepan),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曾任中欧大学校长,牛津大学教授。本书由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这本书内容相当丰富。这里,我只介绍其中一个方面,那就是,在多民族国家如何实现民主转型的问题。

从一开始,作者就告诉我们:在由多民族、多种语言、多种宗教和多元文化社会组成的国家之中,人口越多,政治就越复杂,这是因为就民主问题要达成一致意见将越困难。为此,就必须就民主规范、行为和制度进行认真的政治设计。有些处理国家性问题的方式,与民主内在地不兼容。

有这样一句格言:“任何国家应该努力成为一个民族-国家,而任何民族都应该成为国家。”作者认为这个观点最为危险。因为当今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是多民族、多种语言和多元文化的国家,要以民主的方式将其变成民族-国家非常困难。唯一可能的民主方式――让我以中国为例―― 就是:

少数民族自愿接受汉化,不愿意汉化的少数民族自愿地移居国外,或者是他们以和平的方式脱离中国宣告独立并且被中国方面所接受。

如果你觉得这几条都很难做到,而你又强烈地希望中国能成为一个民族国家,那么你就只好放弃民主的方式,转而采取强制手段,强迫那些不愿意汉化的少数民族接受汉化。不错,历史上很多民族国家都是靠强制手段才取得成功的,问题是,作者提醒我们,在当代世界,我们还能够重复他们的做法吗?我们还愿意付出他们所付出过的那些代价吗?换句话,过去那些做法,在当代背景下还行得通吗?作者的回答是行不通,是注定要失败的。

那么,“在多民族国家,民主化如何可能?”首先一条是,承认平等的公民权。这一条很简单,估计没什么人反对。但作者还补充说,仅仅这样还不够,“多民族国家更需要建立以非多数票、非公民投票为基础的多样性制度”。在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由于人数少,如果各种事情都采取公民投票、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那么少数民族的声音就很可能被忽略被埋没,所以作者提醒说,为了民主的巩固,要“减少多数主义”,“设计更多的具有共识性的政策”。作者认为,要在这样的国家实现民主巩固民主,需要“精心设计某种联邦或者联邦制度,和/或进行准联合民主实践”。

其实,早在十几年前,海外异议人士就针对中国是多民族国家这一事实,提出了未来中国实行联邦制的设想。《零八宪章》也肯定了联邦制。只是,有很多人对先前这段思想积累太不了解,或者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有鉴于此,我觉得更有必要向大家推荐这本《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

定于9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主题已经确定为党的建设。此前,中共政治局在建党80周年前夕举行集体学习,内容是推进党内民主建设问题。可以预料,中共此次全会将对党内民主化问题作出一个部署。

执政党的必然选择

中共的党内民主问题越来越不可回避,可以从两方面来看待这一问题:一是在进入2009年后,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中共执政的内外环境发生了改变, 特别是随着一些地方的群体性事件的相继爆发,社会利益关系的复杂以及党员群体思想的多样化,对中共尤其是地方的党的执政能力构成了直接挑战。

二是中共虽然很早就关注党内民主建设问题,但这么多年下来,党内民主的步伐迈得很小,只在基层和一些地方在做若干试验;与此同时,党内对民主的呼声和要 求却日渐强烈,如果再不下决心推进,不但腐败不能得到有效克服,党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会因为其作为一个党员所应享有的权利得不到尊重而受到打击,更严重的 是,它无法应对社会对于民主化的吁求,可能动摇中共执政的合法性。

然而,实行党内民主和实行社会民主一样,意志可以坚定,目标可以明确,具体的推进路径却必须稳妥。民主化的步伐一旦开启,可能会产生一些始料未及的后果,但拒绝党内变革,不实行党内民主,后果只会更坏。这是两难之处。

事实上,中共对自身一直怀有一种深刻的危机感。为防范可能的蜕变和腐败,中共一个经常采取的手段是加强党员教育和整党。现在看来,整党的效果不是很好。 除了运动式整党固有的缺陷,如主要以自律为主,他律为辅,仅仅依靠说教式的教育试图来提高党员的觉悟和水平;重要的是,对于一个执政党来说,运动式整党只 能作为一种辅助手段来运用,要提高执政能力,增强凝聚力和认同感,核心是加强民主制度建设。只有实行民主才能最终使中国平稳度过转型期,只有党内民主先行 一步才能为社会民主建立一种规范和参照。

民主权利具体化、规范化

党内民主的内容非常广泛,但集中到一点,必须保证党员主体地位的实现,使党员能够就党内事务“当家作主”。

在诸权利中,最重要的是言论权、知情权、选举权、监督权和罢免撤换权。所谓推进党内民主,说得明白一点就是在制度上落实这些权利,并在具体的程序上规范它,使之具体化、规范化、制度化。

首先是开放党内言论。对一个公民来说,言论自由是宪法赋予他的基本权利,党员无疑也应该拥有就党内事务发表看法,表达观点的自由。单有知情权而无言论 权,这样的知情权其实是抽去了实质内涵的,所以拥有言论权是知情权的一个自然延伸。但对党内民主乃至社会民主而言,言论权又是独立于知情权的一项十分重要 的权利,如果言论自由成为禁区,党员不能自由发表看法,进行批评,那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党内民主。

其次,要实行党务公开,营造民主讨论 的环境和氛围。党务公开是落实党员知情权的前提,也是实行党内言论自由的条件。如果重大决策和政策只有少数领导干部知道,不向全体党员公开,就不可能展开 真正的讨论。可以说,党章赋予的一切权利都是以党务公开为前提和条件的,否则,那些权利就成了空中楼阁。

第三,建立竞争性选举制度。 选举权是民主权利中最重要的权利,没有选举权便没有民主。党内民主建设要有根本性、实质性的突破,就必须改革选举制度。近年来,中共在各级党委中,也建立 了选举制度,但由于选举采取的是上级推荐,等额选举的方式,导致选举中出现一系列问题,如贿选等。要使选举合乎民主的要求,必须建立竞争性选举制度。

竞选制度包括候选人提名、选举差额的确定,选举过程中的竞争方式以及民主罢免等一整套程序,因而改进候选人提名方式,坚持差额选举,反对一切“以组织名义”推荐候选人。

须实行平权监督

党内民主的另一个重点是监督。无论是民主体制还是集权体制,没有监督都会产生腐败。

邓小平晚年在反思制度建设时,曾指出要从党委会监督领导干部转向由专门的机构来监督领导干部。这个专门的机构并不是现在的“纪委”,而更接近列宁晚年提 出的一个设想。列宁晚年面对俄共的可能集权和腐败趋势,曾提出要建立一个与中央委员会“平行的监察委员会”,使它“享受独立的权力”,来监督党的领导人, 防止腐败变质。。

这些年来,中共在反腐问题上花费了很多时间、财力和资源,单反腐机构就有好几套人马,然而,反腐成效却甚微,甚至出 现了越反越腐的趋势。原因很多,例如,与计划时代和改革前期相比,中共掌握的经济资源要多得多,从而导致干部腐败的机会和渠道比过去也多得多;但最根本 的,是中共作为执政党,事实上不存在有效的外部制约力量,而内部也缺乏分权、参与和制约机制。由于党内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事实上“三权合一”于党委 常委会特别是党委书记,一个党的下属机构是不可能监督能决定自己命运的领导的。

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成果。建立和发展民主,应成为中共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和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之一。把党内民主搞好,为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提供制度保证,继而带动和发展社会民主,使人民群众广泛参与政治过程,这可能是建立中国特色民主的必由之路。

作者供职于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

民主认同暴力,并不是说民主必然包含暴力,也不是说民主就要倡导暴力,只是指出并非“民主本身就容不得暴力”;民主既容得非暴力也容得暴力。

[一]、民主手段论来反对以暴力建立民主

反民眾暴力者中的一些人这样说︰「民主是人类找到的一个不使用暴力解决争端的方式或手段。也是目前人类发现的一个最不坏的解决争端的手段。民主制度就是用选举,少数服从多数,同时保护少数人的权利等规范出来的,替代用暴力解决社会争端的制度。為了民主可以不择手段的说法,在民主本身就是手段的前提下就不能成立了。而為了追求民主制度就可以不择手段的提法,同样不能成立,因為民主本身就容不得暴力。」

以上所引用的一段文字是误导。且不论论民主是手段还是目的,又且姑且以假定民主是手段论成立来进行讨论。

误导一。把始创民主(民主的第一动力)的方法是不民主的误导成為是民主的。

一般民主社团、民主行活动的始创(第一动力)绝大多数是用非民主方法。比如组织一个读书会,不会神差鬼使地突然间有N个人集合在一齐议决章程选举负责人而成立。绝大多数情况是由某个人扯头缆邀集同志然后议决章程选出负责人而成立。这个扯头缆的召集人并不是民主方法產生的,是独自主张“自决”、“自任”的。他在组建读书会过程中是独断独行的。在专制制度里,要建立民主政制,即民主之初始使用的是革命(包括暴力革命)或其它方法,并不是用在民主制度里的选举方法。

“民主是人类找到的一个不使用暴力解决争端的方式或手段”这话本身没有错。错在不使用暴力的时间和地方。民主这个用“数人头代替斩人头的方法”,是作為突显民主与专制制度政权更替之相异而提出的。它是指“在民主制度内”使用的方法,是指民主机制完成后的内部操作方法,民主程序是在民主制度建立后或民主机制有效时的操作程序;所谓民主机制有效是指参与者都认同民主精神、遵守民主规则和操作程序。在民主制度建立前、民主机制生效前并不存在民主程,所以在专制制度内无民主方法可言。由专制过度到民主的变更不是用民主方法,而是前有所述的革命或其它方法。在由专制制度过度到民主制度过程中,参与者主要是现权力者和民主诉求的民眾;眾所周知,统治者,特别是现今胡朝统治者绝不愿与民主诉求者对话,这怎麼有使用民主手段的可能;在这里革命才是最有效的方法。现在反民间暴力者怀著某些不想告人的目的,偷偷地把在民主制度内部使用的民主方法推到专制条件下创建民主制度上面去,要求民主诉求者在完全没有民主精神、在绝无可能使用民主方法的时间、空间、相互关系中用民主方法去达到目的。这可能吗?要人们在专制统治下用数人头、民主选举的方法去建立民主制度,专制统治者不镇压你吗?把民主方法用到民主制度建立之前、民主机制有效之前的专制制度里去,其目的是诱使或迫使民主诉求者用无效手段去追求民主目的, 是消解建立民主制度的可能。让民主永远没有可能在中国这个共產党专制独裁的地方实现民主。

眾所周知,大多数情况是先把旧专制制度推翻然后才用民主方法產生民主政府。民主第三波,包括其中著名的甦东民主化,大都是先把原专制政权推翻了然后才有民主选举。建立民主制度的第一步是先推翻旧专制制度,这一“推翻”极少用“民主方法”,绝大多数是用的是非民主方法,在某些情况下还包括用暴力的方法。当然在特定条件下,例如民间力量足够强大(特别是暴力革命的压力),会出现迫使统治者不得不同意用全民票决方式建立政府的情况,这就是用民主方法解决由专制过度到民主了;但是,这种情况可遇不可求,几乎是例外。所谓用非民主方法始创民主制度「在民主本身就是手段的前提下就不能成立了」是一塌糊涂,不知所谓。这种一塌糊涂,这种不知所谓的理论如果有效,亨庭顿所指的民主第三波就不会出现了。事实证明这些反民间暴力者是彻底失败者。(说建立民主制度用包括暴力的非民主方法是“不择手段”是诬指。这里且不讨论。)

误导二。把民主内部不可使用暴力误导成“民主本身就容不得暴力”。

“民主本身就容不得暴力”的判断也是谎谬的。美国是不是民主国家,可美国宪法就规定当政府反民眾权利时,民眾可用暴力反持政府。你组织一伙强盗山贼打家劫舍看看民主政府会不会用暴力对付你?你在民主国家内组织一个恐怖集团拿几枝枪到街上去扫射一把看看,会不会遭受到民主国家的暴力回击?外国军队打到来了,民主国家不用暴力反抗?由以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民主本身(实质)是民主的,但是,民主本身是是容纳暴力并会使用暴力的。“民主本身就容不得暴力”是信口雌黄,是缺乏基本政治常识的胡言。

大凡由专制到民主进程中,有两个主要模式,一是革命包括暴力革命,一是改良。革命(包括暴力革命)在目前中国民主化进程中有两个功用。一是它本身就是实现民主的直接和主要手段。二是它可以作為一个逼迫专制统治者改良的极之重要手段。反民眾暴力者一则堵绝民眾以暴力或非暴力的革命推翻专制政权的途径,让中国民主化可能性消失一大半。二则為专制统治者消除了进行改良的压力,让统治者完全消除民主化的途径和可能。这就可以让专制独裁统治无后顾之忧,一党专政万岁。

这班家伙可恶和阴险的地方在于,打著维护民主的大旗指向一条黑路死路引诱、逼迫民主诉求者走,达到反对民主,消除民主制度在中国实现的可能性。

2009/7/24  5A病室

自由圣火,作者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