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曲新闻 FMN

冉按：这是刘晓波兄开庭前一天所写的稿子，没想到网络和现实上的声援刘晓波之黄丝带活动——虽然远远还不能说是运动——其参与者要比想像的多很多。黄丝带活动就是一种不折不扣的行为艺术与政治抗议相结合的范例。今发此文，继续声援受难的刘晓波兄。

行为艺术在西方有一定的历史——虽然最早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但真正引起注意是二十世纪初期的达达派，接着是1961年一名叫科拉因的法国人，张开双臂从高楼自由落体而下，被称之为以人体作笔。60年代的艺术家维托．阿肯锡、赫尔曼．尼特西等都是这方面的继起者——但在中国则是近三十年来因现代艺术特别是政治波普、装置等艺术复兴、民众权利意识觉醒，随之而兴起的一种艺术形式。这种艺术形式，因其有大胆的冲决以前人们单一视觉形象的活动功能，而受到传媒和大众的热议，叫好和非议者均不在少数。正因为如此，它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般说来，行为艺术都与人对身体特别是自我身体的运用有关。因为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一个有独立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在不犯法的情形下，有对自己身体自由支配和使用的权利，他人不得干涉。也就是说，使用自己的身体来做许多事情，包括做在许多人看来稀奇古怪的、离经叛道的事情——把一头驴子披上婚纱，自己装扮成新郎与之结婚；让两头写满文字的猪性交等——既是自己不可让渡的权利，也是行为艺术的实验性题材。但所有这些实验，都不如美籍台裔艺术家谢德庆所做的几个实验，更需要超越身体的极限和持久的耐力——我相信一般人做了他的实验不仅吃不消，有的甚至可能会疯掉——1978至1979一年住在笼子中；1980年至1981年打卡一年，一天打二十四次卡；1981至1982年一年住在无任何遮拦的室外等，这些都是在用时间累积和相同动作的重复，来揭示和批判现代社会在繁荣的表象下，隐藏着巨大的对人的异化。这种行为艺术对现代社会的抗议和批评是显而易见的，但其方式是平静和隐忍的。

中国的行为艺术走过一段平静和隐忍的行程，但自从1989年现代艺术展中，肖鲁朝自己的作品“对话”开枪以后，行为艺术便因其引起的纷争和政治高压而陷入低谷。没有等到行为艺术的进一步复兴，具有强大展示效果的互联网，由于其参与性和互动性、开放性和低成本，在空间上让世界更加联成一体，虽然扩大了行为艺术的影响力，但颇为吊诡的是，实地去观看行为艺术表演的受众明显减少。但聪明的行为艺术家，会很好地在实地展示和互联网图片展示之间，形成一个良好的互动，从而开辟自己更加良好的未来。更为现实的做法是，把行为艺术与现实生活结合在一起，形成艺术与生活的有机结合，这里面就有把行为艺术和政治权利加以联袂表达的做法。

民主自由国家的民众，把行为艺术和政治权利基本上是分开的，展示艺术和争取更为现实的权利，有各自的边界和方式，所以他们一般用不着混同。如果在游行中画脸谱、拿着旗帜、穿上T恤衫，那只是游行的装扮和补充，绝不是一种策略性的行为，因为自由可以保证所有合法手段的千姿百态。但在中国就不一样，因为游行和表达的不自由，就必须使你的表达显得更为隐晦和有策略性，即看上去不那么刺激官方的神经，而使自己的意图和权利得以曲为表达。

2007年11月第九届中国房交会在北京开幕，行为艺术活动家梁克刚带着古代的刑枷和现代手镣，上书“房奴”二字，频频到各大房产商的展台去“抗议”，这是一种将行为与时事新闻联系在一起的做法，立马引起各媒体争相报道。这样的抗议，虽然官方也不乐意，但抗议者采取很巧妙的办法，而实现了自己的权利主张，并且成功地为众多的“房奴”出了口恶气。从某种意义上讲，梁克刚他安全地实现了抗议所带来的利益最大化。但是更多举着标语、拿着申诉材料的访民，就不会如此幸运，因为“行为艺术”是他们权利诉求不得已而为之的附着物。能够在法治的框架内和平理性、公正有效地解决，没有任何一个人甘冒风险而成为“行为艺术”的一部分。

但是这并不表明，行为艺术和政治抗议，在中国就没有合流的倾向。作为中国著名的艺术家，艾未未的创意能力和权利意识，都属一流。他可以创造出很好的作品，也可以表达出惊天动地的权利诉求，因为他是不错的艺术家和杰出公民的混合体，他可以完成艺术创造和权利诉求的完美表达。他忍着被警察打伤所带来的头疼，在慕尼黑搞了一个著名的“非常抱歉”的艺术展，用包含着红黄白绿蓝五色的9000个书包拚成一句话：她在这个世界上幸福生活了七年。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位妈妈为了纪念她无辜死去的女儿杨小纨所说的话，这种被所有的媒体残酷封杀的话，用如此震撼的方式表达出来，其影响力堪称政治抗议和行为艺术的完美结合。

与艾未未的《老妈蹄花》和《冯正虎回国》通过制作成视频和DVD的传播方式不同，冯正虎在东京成田机场演绎电影“幸福终点站”里的维权行动，是一种完全利用自己身体所做的现实抗议。这种抗议因世界各地的诸种支持，如空运行动、空姐支持、民众看望、媒体采访等，形成一组共同完成的抗议图景。这种抗议图景，将“人体的行为艺术”，通过时间、空间以及互联网尤其是推特，得以快速广泛地传播，从而形成一种要求回国权利的共鸣。冯正虎坚守在东京成田机场的所有努力，必将成为世界人权史上标志性的“行为艺术”事件之一。

与艾未未和冯正虎的行为艺术有别，陈云飞更是一个没有多少艺术含金量的实际行动派和维权者。从名片到广告牌、从街头发像章和文化衫到报纸登广告、从读书静坐到骑着电瓶车背着标语牌来回“示弱”，在在表明陈云飞是个非艺术派的“行为”大师。他所有的“艺术”只是一种理性的策略，一种温和的表达方式，政治抗议和权利维护才是他的实质内容。他所做的一切并没有什么艺术性，但却对公民社会的建设和权利意识的唤醒有很大的作用。如果艾未未将行为艺术和政治抗议做到天衣无缝、冯正虎将用身体抗议的行为艺术做到极致的话，那么陈云飞的政治抗议和权利表达，更是一种低成本的个人表达和日常行为，可以让人人学而时习之。我认为像艾未未这样艺术的行为，和陈云飞这样有着行为的艺术，以及冯正虎这样在人流川梭的机场直播抗议的“真人秀”，是当前中国政治抗议和行为艺术结合得很好的榜样。

2009年12月21至22日于成都

一：央视：网络黑社会操控舆论 花5万元可左右法院判决。http://finance.ifeng.com/news/industry/20091219/1604065.shtml。在我眼中，央视配合官方抹黑一个企业、一家机构乃至一个行业，是常有的事。做百度、做谷狗，这次做整个互联网，说它被黑社会操纵。我倒是想问一问，央视长期以来的媒体霸权和垄断地位，到底是如何形成的？政府是个没有权力制衡、不遵纪守法的政府，而被政府彻彻底底操控的一个党喉舌机构，却贼喊捉贼地要打黑，这不是可笑之至吗？为什么央视要出重拳打所谓的网络之黑呢——网络上有没有一定的操纵行为呢，可能有，但随时会被揭露。即便不被揭露，难道比央视这个垄断喉舌的官方声音，对整个社会的危害更大吗？退一万讲，如课你真查出有操纵的行为，其获利便用与商业有关的法律来治理就行，何劳如此“正义的火气“。互联网如果有黑，依法治理即是，你央视之黑之撒谎，你们多久拿个镜子照照？你还真以为自己自己有什么公信力么？你们和官方只不过痛恨互联网对你们独霸权力话语的挑战和威胁，只不过是借机打击言论自由罢了。

二：中国提议监测通过国境的互联网流量。http://internet.solidot.org/article.pl?sid=09/12/19/0952252&from=rss。互联网已使中国政府寝食难安，因为他们一惯关门治人（干涉内政的恶劣思维即此而来），成本很低，能够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撒谎和遮掩真相，而最大限度地保住自己的不当利益，所以凡是对揭露真相的工具、机构和人士，可谓恨之入骨。最近一系列在互联网上的举措，比如在网站安装类似绿坝的监控器，使得你输入所谓的 “敏感词”就无法访问该网站；把营运商全盘管起来，用备案制度卡死所有的网站不说，凡不在中国备案的网站不准在中国运营，而且可能遭受屏蔽。这些杀手锏可谓狠毒，狗急跳墙。但他们仍然不知足，还要通过国际电信联盟来搞所谓的通过国境的互联网流量监测，其实质就是监管民众对外网的浏览量，从而打压那此提供诸种信息给国内深受信息屏蔽之苦的民众。但国际电信联盟对极权政府的司马昭之心，似乎有所忽略，这都是许多国际机构因为生在人权得到极大保障的国家，而不思考它所谓的寻常举动，寻常对极权者的应和，给所在国民众带来的恶果。

三：重庆全面监控歌厅 唱低俗歌将自动报警。http://news.163.com/09/1219/01/5QS3B0NC000120GR.html。薄熙来的治下，在某些方面越来越进入毛泽东统治时代。其特点便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要管空气。把一个本来就有很深的左的氛围和群众基础的城市，搞得左上加左。发红段子、唱红歌、给学生赠送雷锋等，以及踢开独立的司法程序，违法悖理的打黑，在当地没有受到丝毫像样子的批评和质疑。这且不管，一旦律师来办案，他们即把又用违法违宪的方式把律师抓起来，使得他们不正当的打黑，看上去非常光鲜。新任司法局局长出来说律师要讲大局，其实律师的大局就是为当事人谋正当之利益，而官方要求的大局无非是你按照他的要求来办事而已，这已经充分暴露了当局违法乱纪行为的心虚。至于监控别人唱歌，就是完全侵犯公民的选择权，你既然觉得那些不能唱，你为何不清理干净再出街呢（当然清理干净出街也是违法的）？难道重庆监控歌厅，是为了把上海的钓鱼战场转移到重庆来吗？

四：文化部一声令下 “偷菜”从此不叫偷。http://gcontent.nddaily.com/3/fe/3fe78a8acf5fda99/Blog/a1d/5a675c.html。不只是侵犯民众权利的政府机构越来越多如工信部、广电总局等，而且闲得蛋疼的也不只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要管空气”的重庆地方政府，今天又来了个文化部。民众在网上玩游戏用“偷”字好像很令天朝无光。其实令这个社会道德堕落的，令中国无光的正是这帮子把“偷菜”改为“摘菜”的官员们。官员的贪腐、堕落无所不在，官方不思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以求彻底扭转使整个陷入深渊的败局，却在那里去侵犯民众自主玩游戏的权利，其侵犯私权利可谓猖狂已极。当然官方这种闲得蛋疼的行为，本身就是侵犯民众权利的另一种表现，只不过他们闲得蛋疼的事看上去鸡毛蒜皮，但再鸡毛蒜皮也是民众权利的一部分。正是因为鸡毛蒜皮的权利他们都要侵犯，可见他们对民众权利侵犯之深之广。

五：境外注册域名将不得用于中国业务 国际域名在列。http://www.chinaz.com/Webmaster/report/121Q016232009.html。我早说过，互联网的信息自由，使得各个中国政府机构快要变成神经病了。他们假“扫黄打非”的借口出台一系列严厉惩治互联网的措施，其目的是为了民众利益，其实就是在根子断掉民众的真正利益。让民众再次回到闭关自守、自信闭塞的没有互联网时代。我们大家乃至国际社会应该越来越深刻地看到，中国官方真正成为互联自由的劲敌，如果不在这方面有足够的重视，受伤害的绝不只是中国人。这不仅违背权利自由的原则，也违背商业自由的原则，所以才会出现在境外注册的域名，不能在中国开展业务的怪事。难道这一切符合WTO信息产业自由的原则吗？

六：政府部门官网也被屏蔽？http://gcontent.nddaily.com/3/fe/3fe78a8acf5fda99/Blog/964/521b0c.html。政府部门官网被屏蔽，这看起来是天方夜谭的笑话，但中国这个笑料和苦难同样百出的国家，并不新鲜。出现这么多“怪现状”，是政府权力不受制衡的这种恶劣模式的必然结果。为了控制互联网的言论自由，中国可谓凤兴夜寐、废寝忘食，他们想尽一切办法，一计不行，再生一计。绿坝被反对，那么我就搞网站；搞网站还不行，我就搞互联营运商，管住接入口；搞互联网营运商还不行，我就搞互联网注册，让国际注册的域名，不能在中国使用；注册国际域名，我都还不放心，我就监测境外互联网流量，来威胁访问外网的民众。在这样的局面下，政府官方因安装敏感过滤词软件，致使访问者不能访问，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当然罗，导致不能正常访问，是否违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在他们看来是不必考虑的。

七：神奇数字“87.53”网上莫名走红。http://gcontent.nddaily.com/6/9a/69a5b5995110b36a/Blog/b22/048e96.html。在我看来中国的统计学是一门政治艺术，与真实无关，一切随心所欲，为我所用。这就像官方要民众来给他造势的时候，他就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当他要打击民众起来维权的时候，他的词汇叫“一小撮不明真相的群众”。其实他们才是“一小撮”，群众根本就不是一小撮，但在他们的政治统计艺术看来，你人再多也是“ 一小撮”，而他们人数再少，他们也是“代表最大多数人民利益”，这就是最典型的政治统计数学思维。经过六十年的洗脑愚民，很多民众看不出其间的乖谬，那就是被政治统计数学思维训练的结果。要言之，在中国，统计是一门艺术，而宣传画（新闻等）则枯燥得像政治统计，这一切都拜政治统计思维之赐。

2009年12月21日9：19分于成都

冉按：总体说来，中国的知识界对中国的教育基本是不关心的，很多知识分子缺少对教育目的和哲学的基本关注，缺少应有的常识。最近以公共知识分子而批评中国的教育的大抵也就陈丹青一人而已，熊丙奇在《南方都市报》开专栏谈教育，限于纸媒，也只能谈微中。中国真正研究教育的人除杨东平等少数人和一些我所认识的一线教师外，很少关注中国的教材。

而在学者中关注中国和参与中国教材问题的，应该有钱理群、谢泳、丁东等人，而对教材作较深之反思者，应属袁伟时与何清涟，尽管在目前看来他们只有两篇文章谈及中国的教材问题。但问题在于袁伟时对喻学生的近代史教材为“喝狼奶”，以及何清涟从当代政治教科书里分析充分愚民毒素的爱国主义教育，都是警醒之文。这对沉睡半个世纪的教材编写和愚民教育都是难得的清醒剂。

我搜集诸种教材有年，特别是语文教材，得数不少，但离样本数量尚有距离。像人民教育社这样的出版社和北师大学样的大学，所藏教材不少，但像我这样的业余研究，无论是从精力和财力上都有问题，因此我只有慢慢做《百年中国语文教材变迁》，真是愧对于此期望甚殷的读者。虽然何清涟女士这篇文章对教材的样本分析不够——因为这不是纯粹的学术文章——但她分析的思路，以及学理上的清晰，解析问题的深度，都是值得赞赏的。有鉴于此，今天“每日一推”特别推荐何清涟女士这篇文章，以飨众位读者。2009年12月20日9：19分于成都

何清涟：中国民众“爱国主义”思想的灌输形成过程

——剖析中国的中国政治教科书

自从3月中旬西藏事件发生以来，奥运火炬的传递就不可避免地与西藏、中国的人权问题纠缠在一起。在国内，中国当局刻意淡化了“记者无疆界”等国际人权组织针对新闻自由与中国人权状态的抗议与批评，凸显了“藏独”的抗议与声音，从而激发了部分民众“反分裂”的“爱国主义”热情。而其高潮则是通过中国驻外大使馆、领事馆组织中国留学生与华人在各国举行的“爱国主义”国家游戏，此举既展示了民众对中国当局的“支持度”，又大大减轻了外部政治压力。

对中国当局来说，“爱国主义”这面泛黄的旗帜具有多种政治妙用。

“爱国主义”成了中国当局一种解困手段

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 1709-1784）曾说“爱国主义是无赖最后的避难所”，这一名言用来形容今天的中国当局真是再合适不过。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中国当局不断执导以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为主诉的“国家游戏”，目的都是希望通过所谓“人民外交”加强筹码，增加对特定国家的压力，舒缓自身的困境，例如1998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2000年中美撞机事件后的“反美爱国游行”，2005年3－4月间针对日本入常的反日游戏等。甚至在与美国欧盟的纺织品贸易战（2005年）中，中国政府也不惜祭起民族主义大旗，宣称 “美欧对中国纺织品设限持强硬态度还有一个更隐秘的、说不出口的用意，这就是为了延缓中国崛起的步伐。……纺织业恰恰是美欧能够找到的延缓中国崛起的一个突破口。”加上纺织业是转移农村劳动力的一条主渠道，因此，“欧美对中国纺织品设限，无异于为社会制造矛盾。”

所有的“爱国主义”国家游戏中，重要的参演者就是青年群体，尤其是在校大学生。比如2005年6月2日美国商务部长古铁雷斯访华商谈纺织品贸易争端时，中国当局就组织了60多位清华大学学生在座谈会上“炮轰”美国商务部长，提出上面这类观点。中国青年一代为什么甘为政府驱策？除了国民性中具有敬畏政治权威这一禀赋之外，还因为他们多年来通过学校教育形成的“爱国主义”理念。因此，分析中国的中学政治教科书在塑造国民的政治理念上所起的作用，有助于认识青年一代的爱国主义观念如何形成。

中共的爱国主义教育为何在90年代卷土重来？

中国的中学政治教科书（以下简称“教科书”）最重视培养学生的“集体主义与爱国主义精神”，这两者最后都落实为一点，即对中国共产党的无条件服从与热爱。而重提爱国主义教育，培养学生一代的民族主义精神，则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这与当时中国政府当时面临的政治困境有关。

“ 冷战”结束后，中国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都面临新的政治困境：在国际社会，苏联的垮台大大降低了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战略地位，中国不能再通过参与“冷战”时代的均势博弈而推进自己的力量，并对国际社会施加影响；在国内，由于“冷战”的终结，中国在面对外来政治压力时变得更为脆弱。

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中共总结“经验”，认为80年代爱国主义（实际是爱党教育）从学校教育中一度淡出，为自由主义思潮在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中传播提供了机会，从而引发了80年代末的政治动荡。面对这种局面，中国共产党开始恢复爱国主义教育。1991年4月，国家教委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在中小学进一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的意见》。1994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发布了《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明确提出爱国主义教育的目标是：“要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引导和凝聚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上来”，为此，《纲要》规划了多种形式的爱国主义教育的新形式，诸如建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创造爱国主义教育的社会氛围，提倡培养对国旗、国歌、国徽崇敬感的必要礼仪，大力宣传爱国先进典型等。[1]

1989年以后中国官方阐释“民族主义”的三个要点是“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国家统一”，当时强调“国家统一”主要是反对台湾独立。由于中国共产党宣称自己代表中国，代表中国人民，代表中华民族，甚至代表中华文化，所以，中共在学校的政治教育中的所谓“爱国主义”有着非常明确的内涵，就是热爱社会主义中国，热爱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创建者中国共产党。在中共意识形态话语中，爱国主义历来与集体主义联系在一起，国际主义则是与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教科书明确指出，“爱国主义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历来所倡导的，并且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宪法还规定了公民对国家的各种义务，把爱祖国的义务具体化了。所以热爱祖国不仅是一种思想感情，而且是每一个公民都应该履行的法律义务。”[2]

这种爱党爱社会主义中国的灌输以政治课为主，历史课为辅，语文则以通过挑选一些文章，用讲故事的方式，向学生讲述中共领袖不同于常人的优秀品质，如艰苦朴素、关心底层人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这种讲故事的方式与灌输概念相比，不那么直接，较容易让学生接受。

用“母亲与儿女”的关系隐喻党与人民的关系

初中一年级《思想政治》（上、下两册）的重心是爱国主义教育，一些课程的名称看起来似乎与爱国无关，但满篇都是“爱国主义”教育。以初中一年级《思想政治》下册第七课为例，该课标题是“增强自尊自信”，但通篇谈的却不是一个人作为个体在处理个人与他人及其他诸种社会关系时的自尊自信，而是强调这个人的民族自尊与自信。比如在第七课开篇时选取的一个小故事，就是讲述中国生物学家童第周年轻时在比利时留学时受到比利时同学歧视的经历，并强调是童第周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帮助他在学业上取得了成功。[3]

教科书明确要求：“我们一定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一言一行都要考虑祖国的利益，在和外国人的交往中，要自尊、自爱、不卑不亢，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以自己的言行损害祖国的荣誉和民族的尊严。这是每一个中国人所应有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4]

大多数用来做为爱国例证的小故事几乎都是以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的冲突作背景，展现故事主人公的爱国精神。初中一年级《思想政治》下册第11课开篇选取了数学家华罗庚的一个故事展现华罗庚的爱国主义精神。故事梗概如下：华罗庚1979年在英国访问时，一位美国女学者挑衅地问华罗庚是否对自己1950年选择回中国感到后悔，而华则坚定而有礼貌地回答说“不！我一点也不后悔。我回国，是要用自己的力量，为祖国做些事情，并不是为了图舒服。活着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祖国。”[5] 这些故事的真假无从查考，但通过教科书的讲述广为流传。有个别谎言终于被揭露，比如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初中语文教科书第五册的课文《悲壮的两小时》，讲述1967年4月23日苏联宇航员科马洛夫在飞行的宇宙飞船中丧生的故事。这篇课文说，1967年苏联“联盟一号”宇宙飞船在返回大气层后，发现无法打开降落伞以减慢飞船速度，将在2小时后坠毁。此刻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在收看宇宙飞船的返航实况，科马洛夫在其生命的最后2个小时，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领导汇报工作，接受国家领导人授予的苏联英雄称号，并向老母、妻子、女儿一一交代后事，遗言相当动人。

中国教育部颁发的教学大纲要求学生们认真学习这位宇航员的英雄主义与爱国主义精神，许多中学均将其列为重点学习的课文，在众多语文教学网上，对这篇文章的教学经验和“心得体会”可谓汗牛充栋。但由于这篇课文编造的痕迹太重，终于被一位对这段史实熟悉的读者撰文揭穿，说“这个感人的故事完全是凭空捏造的，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毫无科学依据。事实是：‘联盟一号’的飞行是冷战期间苏联为了与美国竞争登月项目而进行的绝密行动，并没有电视直播‘联盟一号’宇宙飞船返航的过程，而是在失事几个小时之后，才由塔斯社将这不幸的事故公之于众。而且，从科马洛夫发现飞船返回舱打不开降落伞，到坠毁丧生，只有十余分钟的时间，而不是‘悲壮的两小时’。当时空军现场指挥官报告说需要急救措施，然后掐断了通讯联系，科马洛夫没有留下任何遗言。”[6] 但鉴于中国的言论环境缺乏自由，这种揭露不可能针对中国的革命领袖与英雄人物。
与此相类似的故事，教科书不厌其烦地选择了几十个，穿插于整本教科书中。这类故事几乎都遵循一个套路：在各种不同的场景与不同的历史时段中，不怀好意的外国人用各种方式表示自己对中国人的歧视，而政治身份不同的中国人，如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科学家、将军、教授、中学生、留学生等，都以自己的机警聪明与自尊捍卫了自己与中国的尊严。《思想政治》下册第11课“培养爱国情操”通篇都用这类故事表明爱国者的崇高，但这个“国”，指的是由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新中国”，教科书反复使用爱国者将国旗、国徽圣物化的故事，说明热爱共产党中国是值得称道的高尚品质。[7]

所有这些小故事强调的其实主要是一点：社会主义中国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够保证中国人民在国际上受到尊重，享有自豪感与自信心。

“海外孤儿与祖国母亲”――海外华人与中共政府关系的借喻

在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文化里，全世界华人都是游荡在海外的“游子”，台湾、香港、澳门等几个地区则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离开了“祖国母亲”的“孤儿”―― 虽然这些“游子”与“孤儿”的生活状态要比呆在“祖国母亲”怀抱里的中华儿女要好得多，但在教科书的描绘中，他们对社会主义中国却非常热爱。教科书多次提到香港、澳门与台湾人民以及海外华侨爱国的故事。

北京申奥成功一直被中国当局渲染成爱国主义的狂欢庆典。全世界华人欢腾庆祝的场面被引入教学过程中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典范，北京市教育局推荐的一个关于爱国主义教育的优秀教案这样形容：“狂欢的热浪遍及神州大地，乃至海外华人的聚居地，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都成了欢乐的海洋。天南海北不同形式的欢庆，表达的是同一种感情：对伟大祖国的深沉的爱。这是一种心与心的凝聚，一种伟大力量的凝聚，一种伟大情感的凝聚。”[8]教科书借一个台湾教授的口谈他对“奥运金牌”的认识：“因为我们中国太需要成就，太需要出人头地的成就！” [9] 在初中一年级《思想政治》下册末尾，全书以“我们热爱我们的民族，这是我们信心的源泉”作映衬，突显出邓小平的“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

这种爱国主义教育的特点还体现在中国政府近十余年来陆续创立的200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上。中国政府于1997年及2002年分两批公布了200个全国性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地方性的不计在内），每所学校都必须定期组织学生到学校所在城市附近的基地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在这200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中，只有38个与中国的历史文化有关，其余162个则都是与中共党史有关，比如共产党领袖的纪念馆、共产党在内战中牺牲的烈士纪念馆、当年共产党领袖活动所在地，如某次会议会址等等。[10]

中共的“爱国主义”教育之特点

任何国家都会用自己的方式对国民作爱国主义教育，中国政治教科书在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上，强调国家的前途、命运与个人的前途、命运是密不可分、血肉相连的关系并没有错。但问题在于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缺少两个基本前提：

第一，中国共产党这种爱国主义热情从来只强调人民对国家的义务与责任，却回避了国家（政府）对人民的义务与责任，更加不谈人民在这个国家中有什么权利。

比如，教科书只谈公民对国家应该尽的纳税义务，但却根本不提“纳税人”这一观念（中宣部在1999年也曾经命令媒体不得宣传“纳税人”这一概念，本人亲耳听到过这一传达），大多数中国人根本不知道现代意义上的纳税人之内涵。一个明智的政府应该将教育作为强国固本之道，也负有为国民提供义务教育的政治责任，但中国政府在花着纳税人的钱的同时，却堂而皇之将教育作为敛财之道，中小学教育竟然从2002年开始，连续三年列于中国十大暴利行业前五名之内。[11]中国政府不肯加大对教育的投入的同时，却一直将获得奥运会金牌这种表面成就作为中国强大起来的标志，并屡屡以此作爱国主义的全民动员，但却从来不肯让民众了解每块金牌花了数千万乃至上亿金钱之巨，[12]更不会让青少年一代了解这一事实：在为获得奥运会金牌投入大量金钱的同时，中国有多少青少年因贫困而失学。

第二，中国政府剥夺了人民的各种权利，包括知情权，在隐瞒了中共政府五十余年以来对人民犯下众多“国家之罪”（反右、饿死3000多万人的大饥荒、“文革”、1989年六四事件等）的情况下，片面要求人民爱这个罪错累累的专制政府。这种“爱国主义”实际上已经堕落成维护政府威权统治的借口。

可以说，由于缺少上述两个基本前提，中国当局不断祭出的爱国主义口号，承载的内容实质上并非爱国，而是被偷换成热爱掌握这个国家政权的执政集团，最后被扭曲成人民对暴政无条件的拥护与热爱。在西藏事件与奥运火炬传递过程中，中国愤青所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就是如此。

说明：本文分析的《思想政治》是2003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版本。

【注释】

[1]见新华网，www. 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20/cont.

[2] 初中一年级《思想政治》，下册，P85。

[3] 初中一年级《思想政治》，下册，P1。

[4] 初中一年级《思想政治》，下册，P18。

[5] 初中一年级《思想政治》，下册，P72。

[6] “《悲壮的两小时》：是不是拿孩子开涮”，《新京报·文化副刊》 2004年2月23日。

[7] 初中一年级《思想政治》，P81。

[8] 北京教育资源网，北京市教育局主办，www.bjedu.cn,www.res3.bjedu.gov.cn。

[9] 初中一年级《思想政治》，P82。

[10] “全国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名单”，“第二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名单”，均见http://www.beijing.org.cn/3925/2002-12-9/83@571523_3.htm。

[11] “2002年中国十大暴利行业”,南方网2004年12月6日，http://www.southcn.com；“2003中国十大暴利行业，房地产中小学教育居前列”，新华网2004年1月2日，http://news.xinhuanet.com；“2004年中国十大暴利行业”，南方网，2004-12-06 http://www.southcn.com。

[12] “一枚奥运金牌7亿元？体育举国体制的冷思考”，《世界商业评论》，htttp://ICXO.COM ， 2004年9月7日 09:38。

冉按：此为拙著《吴虞和他生活的民国时代》（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版）一书中最后一章“对吴虞的心理学分析”中的一节，整版刊发于上海《东方早报》之“理财一周”，同期尚有邵建和宋石男二兄的文章。《对吴虞的心理分析》分为：长期压抑、道德“红字”、认同危机、过度防卫、缺乏安全感。此文为此章的第三部分。2009年12月19日9：35分于成都

我不想将“认同危机”进行心理学名词式的阐释，来进行乏味的自我框定。要找这样的概念，在书籍和网络上并不难。在此，我只对吴虞“这一个”的个案感兴趣，我愿意说出他的“认同危机”何在。吴虞书中记载着别人对他的点滴表扬，可谓俯拾即是。我看过古今中外许多人的日记，还没看到像他这样喜欢别人的表扬到了近乎变态的地步，这和我们平常所说的“自恋人格”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人活在一个环境和社会圈子里，有多种身份的认同与冲突。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中的鲁滨逊之所以还是要从荒岛返回大城市的生活，不只因为人是群居动物，更在于文化和习惯在他心目中已然成形，过那种离群索居、朝不保夕、高度紧张的生活，于他是一种疏离和缺乏认同感的伤害。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吴虞的文章和日记，大部分都是他四十岁时的东西，这对我们判断早期吴虞的性格和心理成长，并不有利。从《吴虞集》里所能看到的诗文，诗最早是1892，文最早的1900年。诗里看不出太多心理方面的东西，文也只有略窥一二。比如他《〈王圣游遗集〉序》里就透露了他与王交游时，说到一位“友人某君，因虞而识圣游，既乃过虞而辟圣游，过圣游而辟虞”（《吴虞集》P4）。此人之善离间人际友谊被颇有洞察能力的王圣游给识破了，果然如圣游所说，吴虞和王圣游与他之间的友谊从此破裂。中国这种两边传话的挑拨离间者，不能说非常多，但确乎也能常见。这段话里面，其实就是在离间王圣游与吴虞互相之间一个认同问题，本来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但有人从中离间而说你们不是一类人，因为有人说你们是如此的不同或者另外一方的不堪。

吴虞青少年时期压抑，在中壮年时期，必须立身处世，乃至扬名立万，求得衣食，自应取得自己所处环境乃至更大社会圈子的认同，才能立足于利益纷争的社会之中，找到自己栖身的位置。到日本去短期留学镀金，拿个文凭，是弥补他在旧式举业一无所成的缺陷，不然的话在新式教育变革到来之时，无从立足。正是因为有留学日本上法政学堂的短暂经历，使得他在留学归国人员相对较少的成都，根本没费力就找到了教育的职业。教书的同时，他还继续他的写作，而写作也不能完全诗词歌赋一样游心于世外桃源，而是与自己日常经验有关。他的日常经验是什么呢？就是家庭的压抑，父子之间的隙痕，以及为析产、赡养所带来的巨大困扰。这种困扰，使得他开始非儒排孔，近而走到在当时看来，与父亲诉讼的极端层面上。这就使他与主流社会的分歧，一因言论（非儒排孔），二是行动（与父诉讼），越来越大，形成一种身份的认同和焦虑。这种身份上的认同和焦虑，与困厄的现实境遇胶着在一起，对他身心造成了强大的压力。

满清覆亡前四川学政赵启霖、都督王人文对他的迫害，后来内务长封其所主笔之《群醒报》对他的打击，都不如徐炯、周泽、曾鉴等人联合起来，让成都教育界及其相关学校拒绝聘其讲课的打击大。一来周泽是其留日同学，有同袍出卖之感；二来徐炯和曾鉴在成都有不小的势力，被他们联手拒绝，这是颇有挫折感的事。这种挫折感，使他非儒排孔更烈，有时激烈到见孔必反，见儒必非的地步。这种人为造成的传统文化认知的分裂，对他未必是件好事，事实上儒孔不是什么都值得非什么都值得排。正是因为徐、曾、周诸人及成都教育界的峻拒，使得他更加坚持激烈观点，但也显示出与主流的身份认同危机越来越大。1912年至1918年之间没能在学校上课，物质上的损失，精神上的伤害，如影随形的挫折，给他带来极强失败感。以至于他在重新接到任教的通知时，忍不住说，惜乎香祖不及见。这对于一个即将五十岁的倔强男人，是多么不容易说出口的话。“小岩将予关聘送来，再通知楷、桓、棱，予民国已来，至今始再出任讲席，小岩不可谓非知己，惜香祖不及见，大为恨耳。晚餐后与棱女书，言熊来请予任讲席事，令王价送去。”（1918年5月16日）教书不仅是求衣食，而是是一种身份认同，这样的重新接纳乃至重新归队，经历过文革和反右的知识分子，对“重新归队”是不难体会的，身份认同岂小道哉。人不仅需要物质滋养，更需要一种切合自己需求和身份的归属感。

对于书中所记载的别人对他的奖词，如果全部记录下来，可以编成一本小册子。有名人物的奖词，我已有专门论及，此处只涉及那些不甚有名，且在我们看来根本就可不记之处，以小见大。“高虞卿来信一封，云《秋水集》新丽之极，加以雄健、方诸龙标定庵有过之无不极”（1914年4月28日），说吴虞的诗堪匹王昌龄、龚自珍，甚至时有过之，可谓谀评，但吴虞照记不误。“《中论》杂志约照像，并章程一份，余名在廖季平、宋芸子、吴华峰之后”（1917年2月8日），一个杂志的排名他也敬录在后，因为与廖季平、宋育仁等名流排在一起，故有获得身份认同之快。“继周言，予之文学颇为外省人所推，故成都人见之始复尊敬予耳。其言甚有理”（1918年11月23日），吴虞在成都一直受压，所以他频繁交结外面的时贤，并在外面的书刊杂志发文，来纾解他在成都的压力，可谓曲线救己。“今日《顺天时报》，有追记反孔派吴又陵氏之一席话，并有予小像在焉。裁下寄余啸风”（1924年9月25日），至于像这样随手记录在报刊偶涉他的文字，非常多，而且时常剪寄成都的朋友，让朋友们替他传播他在外面所取得的好名声。下面的材料也是此一证明：“《华报》今日将兰轩诗登出，云玩其笔意，确系老英雄手笔”（1924年10月27日），胡适赠他这个“老英雄”的称号，倒是简便通行。

关于身份认同，还不只是他记载各位对他的表扬，全录陈独秀、胡适、柳亚子、恽铁樵、范丽诲、青木正儿、成田之等人的信，记载许多人对他零星的表扬，有一些细节，更能体现其内心隐微之处。比如他记载北大教授马幼渔、马叙伦、周作人诸人上课时，学生是如何的少。其实他上课的人数也是开始多，后来非常少，少到他非常不高兴的地步。北大学生上课极自由，多与少与课的质量之间并不一定有关。再者，在日常生活中，吴虞也非常注重微小的细节，他的心理相当敏感甚至不乏某种脆弱，“晚餐后外出，途晤王伯乔、杨少鉴，皆招呼予”（1918年9月10日）。招呼人，实在是一个相识之人的寻常之举，可是在吴虞遍遭打压的情形之下，他都觉得这是一种温暖。

身份认同焦虑，有时其表现往往是因为自己的不自信，自卑所致。正因其自卑，往往要以一种胜利者的姿态出现，从而取得一种心理上的优势。“近人著作，如《胡适文存》、《独秀文存》、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皆有予之名字，可藉以流传，不仅徐炳昶、章惟熙之批评称引也，此在成都万办不到者。”（1922年11月24日）被这些著名人物称引的自得里，其实蕴藏身份认同的危机，而且说明他对自己写的东西并不是太自信。同时他也不忘成都对他围剿和峻拒所带来的伤痛之对比。这种认同危机，并不因为他享得大名后而稍有缓解，他依旧在日记里乐此不疲地记下来。六十岁生日时，新繁朋友黄季霆寄一贺联来：“高洁著清白，太伯之风，谁为继者；文章能寿世，费公而后，独数先生”（1932年5月25日）。高洁与清白，正是吴虞所要留给后世的，可惜他一直受到这方面的究诘，至于像太伯那样的廉让，不知何所云而然。而用清代新繁著名的学者费密（此度）来比称他，这当然很贴切，从新繁的角度来看，也算得体。有费此度之后“独数先生”的称誉，也算在乡贤祠中有了一席之地，也算在身份认同上找到了安慰。不过这毕竟是私见，还没有等到进先贤祠的公论得以成形并实施，一九四九年的革命就截断了他进入先贤祠的梦。

冉按：我与聂胖子同坐一个办公室，常对坐一起谈天说地，纵论人物，颇为惬意。聂胖子曾说：“祖国就像皇帝嫖过的女人，不是谁都可以爱的。爱错了，就要出大问题。”今蒙他写一篇关于拙著《吴虞和他生活的民国时代》的书评，十分感谢。敬请转载，如蒙纸媒刊载，请大家看文章最后的联系地址。杂事猬集，无暇作文，故拿聂文替拙著做个宣传。2009年7：47分于成都

聂老按：冉土匪刚出了本新书：《吴虞和他生活的民国时代》。自从聂老和冉土匪坐到同一间办公室后，这间大概只有二十个平方的小屋，就成为全四川单位面积上才华负载最多的地方。全四川还在像学生那样认真读书的，估计也就聂老和冉土匪等区区数人了。所以不要给我说四川或者成都有文化，四川人－－尤其是成都人－－几乎都是些不读书的，只好面子的虚伪之辈。因此，土匪出新书，聂老得亲自写个书评表他个扬。本文欢迎纸媒选用，但要付稿费并寄样报刊。地址详后。否则，编辑的肚皮要痛。
　　
　　
　　老英雄的寂寞往事――读冉云飞《吴虞和他生活的民国时代》
　　
　　　　　　　　　　　　聂作平
　　
　　“我的朋友”胡适之先生可能没想到，他的一句几乎是不经意的夸张之语，竟然会让一个区域性文人，在生前身后获得一枚标签，并因这枚标签，被善于遗忘的历史和后人所牢记。胡适之先生称赞此文人，乃是“中国思想界的清道夫”，“四川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这个胡适之如此青睐的老英雄，就是四川文人吴虞。

　 胡适之的定位性评语，使得吴虞不仅在当时名声大振，仿如新文化运动主将，即便在今天，大多数人之所以还知道吴虞这个渐行渐远的名字，也多半出于胡适之的推崇。但是，就像胡适之一生中的许多断语都不无言过其实一样，他对吴虞的评价，显然也有拔高之嫌。终其一生，这个曾在北大做过几年教授，后来回到成都度过了后半生的文人，吴虞虽然以其不无极端的反孔非儒而在当时毁誉参半，但说到建设性的思想乃至著作，基本乏善可陈。他就像许多好为大言的文人一样，在以炎炎大言举座皆惊后，并不能以独到的建设性思想服众。一旦新文化运动风起于青萍之末的大背景时过景迁，吴虞被人遗忘便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因此，在这种时候，云飞推出洋洋数十万言的《吴虞和他生活的民国时代》，就显得具有开创性意义――此前有关吴虞的研究，大多是些不得要领的宏大叙事，云飞却独辟蹊径，从吴虞的日记入手，给我们展示了一个“老英雄”的寂寞往事。同样是对吴虞的研究，云飞此书之所以让人耳目一新，首先就在于著者的旨趣和识见。
　

像大多数现代文人一样，吴虞有记日记的习惯，他记日记时的心态，颇类鲁迅自况时所说的那样，“写的是信札往来，银钱收付，无所谓面目，更无所谓真假。”也就是说，他没有想到――至少是没有更多地想到――要通过日记来美化自己，因此，吴虞的日记便相当真实可信，而云飞在对这些日记进行梳理和解读时，正是有了日记的真实性，才能保证他得出的结论也同样真实可信。云飞所从事的这项工作，无异于潜入记忆的深海，进行打捞历史真相的水下作业。他对吴虞日记的新视角下的梳理和由细处入手的重新解读，使得吴虞日记显示出了令人意想不到的价值。
　　

首先，通过吴虞日记，云飞给我们展示了民国时期成都生活的诸多方面。这诸多方面包括，此前已有著述论及，却不如此书揭示得更深入的成都餐饮、成都中西医之争和成都购房置产；更令人感兴趣的是，云飞还机杼独出地运用吴虞日记，给我们讲述了民国年间成都的人贩子市场和人贩子交易流程，以及通过当时成都人饮用牛奶，揭示了饮用牛奶背后深藏的相信科学的因由。像这种道他人所未道之处，书中比比皆是。
　　

其次，通过吴虞日记，云飞给我们重现了民国时期文化人交往的一个小范围例证。既然是研究吴虞的专著，自然应以吴虞为主体，因而书中所涉及的民国文人交往，我们只能称为一个小范围。但这个小范围未尝不是千里沧海，只取一瓢而饮。从中，我们看到了民国文人之间的热忱与孤傲，促狭与狂狷。以彼时文人关系对比今天文人关系，或许会令身处文人群中的读者更多一分喟叹。
　　

最后，通过吴虞日记，云飞给我们刻划了一个孤独的老派文人形象，它显然不是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更不是中国思想界的清道夫，他最多只能算一个因缘际会，并因胡适不经意的夸赞而暴得大名的一个普通的中国转型时期的知识份子。云飞认为他是一个病人，“既是中国社会的病人，也是中国社会之病的参与者，清理者，治疗者，他是一种古怪的结合体”，我以为这个结论下得甚是准确。探讨吴虞一生，他最失败之处在于家庭关系，他既因与其父亲关系至恶，最后竟然对簿公堂（他在日记中把其父称为“老魔”），因而被当时的旧派人物所不容――其实新派人物也不见得对他这种行为以为然；又因自己颇有资产，却拒绝为女儿提供学费而与女儿关系势同水火――其女在给胡适之的信中，称吴虞为吴先生。此外，吴虞一生最大的心病，甚至可以说是导致他思想偏激，行为乖张的主要原因，乃在于他想生一个儿子，却终于未能如愿――当他以五十九岁高龄而娶一位只有十六岁的小姑娘作妾时，他所遭到的来自新派旧派、文化人和普通人的唾沫，恐怕足以将其淹没。
　　

显而易见，吴虞的一生是寂寞的，也是被误读的。《吴虞和他生活的民国时代》重现了这个普通文化人的寂寞，并把误读正本清源。如果要问云飞的这种梳理和重新解读有何意义的话，我想，那就在于他用充满细节的往事，还原了一个曾经鲜活的历史人物，并通过这个历史人物，让我们得以看见大半个世纪以前，文化人的生存状态和那个时代的白云苍狗。
　　
　　　　　　（《吴虞和他生活的民国时代》　冉云飞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9-12-14
　　
　　成都市双林路346号82＃信箱　　　聂作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