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前的光,路前的灯”

1月15日。早,北京—乌鲁木齐的飞机上,我是今天航班上的两个外国人之一, 飞机装满乘客。天空晴朗,京外的山坡被纯白的雪覆盖如白色地毯。 早晨温软的光看起来温暖而祥和,似乎这块古老的土地重新被创造了。

因为我是个黄发蓝眼的外国人,机场的人都向我说英语。唯一跟我说汉语的是飞机上的一个少数民族青年,他在过道里不小心碰到我说“对不起”。这是非 常简单的事,但我很感激他说汉语,让我感到这个文化接受我,我能够参与而不被排斥。

乘务员都会说“飞机英语”,如“先生您的登机卡”、“您喝什么”等。我问一个乘务员,你会不会维语?她答不会,并露出奇怪的微笑,也许她认为这是一个 荒谬的问题。但对我来说这很自然,毕竟在去乌鲁木齐的飞机上维族乘客比西方人多。我以前住在新疆时,也从未注意到有 会说简单本地语言的火车乘务员。我想不通为什么他们会用我的母语欢迎 我,却不用新疆本地人的语言欢迎他们。

2007年夏天离开新疆的时候,我不知道能否回来。我在新疆呆了3年时间,比我计划的更长。当了一年大学外教后,为了开一个语言培训中心,我开始学汉 语。当时一位在报纸工作的朋友让我开一个叫《外国人在新疆》的双语专栏,内 容主要以美国人的视角看文化差异。我总以为中国在经济方面开放,可文化方面闭塞,我从来没想到在中国竟有 这种机会,尤其在新疆。

我发现新疆在一些方面比发达的东部更开放,她作为文化十字路口的漫长历史至今仍在延续。这就是丝绸之路的遗产。这条路的思想、音乐、风俗和宗教等精神 生活的产品比所有的物质产品更有持久的影响。依我看,文化发展不是经济发展的影子,而是它脚前的光,路前的灯。

“去年夏天的事件”

1月18日。早,乌鲁木齐。昨晚一股来自西伯利亚的冷空气突袭新疆,今天的乌鲁木齐就像一个大冰箱。尽管风雪交加,空气仍然污浊。我记得乌鲁木齐的冬 天仿佛到处都被污染。我的嗓子有些疼,我记不得几年前是如何适应的了。

周六我和一群老朋友到郊外去,在南山新鲜的空气中滑一天雪。这里的本地人是以前游牧生活转成依赖旅游经济的哈萨克族。滑雪场的人员几乎都是哈族。一些 看起来非常专业的青年忙于巡逻,他们穿着现代滑雪衣,舒服而自然。

第一次来南山是2004年我到新疆后不久,跟大学的同事和学生一起。那天是个美好的夏日。我们租了几个哈族蒙古包。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哈族文化,而他们 明显跟我所熟悉的汉族不一样,好像无忧无虑,容易开怀大笑,似乎现代生活 的压力对他们并无影响。

主人做午饭时我和学生去骑马。回来后两个养马的哈族女孩告诉我要付两倍的钱,“因为你是外国人,应该多付一点。”她用英语说。我很生气,发怒说接受我 们离开之前定的价格,否则连一分也不给。她们用自己的语言回敬我,结果我没付钱就走开了。

吃完饭男主人接受了正常的价格,我也向我的上司道歉。不想听我解释的她说算了,没什么关系。我想尽量保持面子,解释说自己总面对“老外价格”的头疼, 尽管我来自富裕国家,但我并不富裕。不过,我从来没想到问那两个哈族女孩为什么这样对待我。我认为她们的想法简单而错误。当天离开南山时我对自己的行为感 到尴尬,最严重的后果是,离开南山的我比到达前更无知。

滑雪时我想到了那天的经验。我想现在我更能够理解他们,贫穷的折磨怎样影响了他们的思想和习惯,这是新疆教给我的。

说实话,使我长时间住在新疆的主要理由就是新疆人。尽管存在文化误解,但我发现在新疆交朋友比其 他我住过的中国和日本城市更容易。他们的性格坦率又开放,有点像我美国家乡的特点。我首先把他们当作个人和朋友去认识,而不是某个民族的代表。为了改变我 对中国的偏见,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大多偏见来自于老套和无知。通过这种方式我终于开始了解中国人身份的意义。

昨天我遇到的朋友,请我回家吃饭。听到我说整个乌鲁木齐好像做过脸部拉皮的看法,他们吃惊了。近两年半乌鲁木齐好多路变宽了,很多 新高楼正在盖,市政府前的广场终于完工了,现有数十座来自世界各地的塑像,连公交车站也有新的牌子。对我来说,目前的城市比过去好多了。但他们挥之不去唯 一的变化是去年夏天的事件。

而我,在乌鲁木齐街头看不见任何7·5事件的痕迹。表面上看生活已回归正常,但显然当地人还在思考。这几天我听不少人说起,通常是他们自己提及的。这 让我想起美国人对9·11的心理反应,也就是一种心理转折,尽管看起来生活都很正常,但事实上一切都改变了。

9·11后,每次遇到另一个美国人我们都会彼此分享当天的经验。在新闻报道里你找不到我们分享的细节,如熏烧世贸中心的气息和失去丈夫或父亲的邻居如 何坚持下去。我们当然也会谈到恐怖主义,最初我们从憎恨的感觉说起,几个星期和几个月以后从永不褪色的不安全感说起。我们感到愤慨时,这个恶劣的行为一方 面非常简单,一方面又难以理解。

我在乌鲁木齐的汉族和维族朋友们并无不同,他们跟新朋友回忆起他们经验的细节,说出愤怒或不安的话。对一些人来说,这种说话方式是一种愤怒污染了他们 思维方法的证明,对其他人来说,是一种分享痛苦而通过寻找同情驱散恐惧的方法。饭桌旁的对话可能是他们擦干净精神和感情上的污染最好的方式之一,或许仅仅 是覆盖的方式,因为这种污染总在回来。9·11以后我美国的亲友有过一样的经验,但甚至9年以后,不少美国人仍不愿面对问题的复杂性,像一个用毯子遮住头 的孩子一样。

“新疆的一种精神”

1月22日。本周意外寒冷,感觉至少零下30度。尽管如此,我仍每天出门看望朋友。我很长时间没坐这里的公交车,这是本周跟汉族和维族同时在一起的唯 一时间,而且我们只用眼睛沟通。公交车的窗口上有一层厚厚的霜,除了司机谁都看不见什么。

我来到原来的单位,但我没办法提前通知旧同事,我弄丢了他们的电话号码,而且从7月份开始新疆的电子邮件、短信和国际电话等沟通方式被中断了,到外语 系后,我发现师生都已放假了。

我走过原来的办公室,当年我跟一个长期住在新疆的美国女人一起工作,但她也走了。我记得,2004年那天我在办公室自我介绍后,她提醒我的第一件事就 是别说“东突”。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说法,不得不问她什么意思。

我到达乌鲁木齐的第一天是美丽的夏日。我从大学招待所出来散步,但校园外的感觉像另一个世界。商店的牌子有阿拉伯文、西里尔文和中文等。餐厅前的小伙 子忙着烤肉,孜然和煤烟的味道以及乌兹别克、印度和土耳其等音乐弥漫人行道。有一些少数民族妇女戴着布 卡,不让大家看头发或脸部,但大多数女孩头上什么都不戴,让全世界看到她们的美丽。当时我好容易不盯着她们,尤其她们的黑眼睛,那样的美丽可以让你在心里 感到一种痛,一种舍不得放弃的疼。

我注意到那些民族交往的表面状态。汉族人和维族人在同一个餐厅吃饭,总坐不同的桌子。在外面偶尔看到人们互相瞪眼。一个青年维族人靠近我想练练英语, 我回答想练练我的汉语。他不高兴地骂我没有礼貌。

那天我就第一次发现街上有些不对劲儿的感觉,后来跟其它表面上的差别联系起来,比如不少维族男人戴帽子,留胡子,尤其在巴扎里面,但在校园内我从未见 过。后来一个汉族同事说,戴帽子这类民族身份的表现在校园内是不准许的,如果被发现参加祷告和伊斯兰教斋月,学生可能被迫退学。

少数民族学生毕业相当难。我的学生说,他们对高考的加分感到幸运,但这并不能帮助他们找工作,他们抱怨在招聘会常常看到“少数民族不用申请”的牌子。 我问原因,他们说这些公司跟他们说,没有清真的厨房。 我发现维族人不快乐的理由跟人行道的烤肉味、音乐和美女一样容易看到。

新疆的一种精神,只有通过大地的阐述才能理解。新疆是一个让人心里感觉像春天伊犁草原又暖又宽的地方,她是一个陌生人请你到家让你在天山冬季中找到蒙 古包感觉的地方,她也是一个像塔克拉玛干沙漠一样难以穿越的民族差异丛生的地方,也许直到某一个炎热的夏天,你跟一些思想和价值观与你截然不同的人一起上 长途客车,客车穿越了黄昏,白昼变成了夜晚,沙漠的空气变凉,你跟陌生人分享水果、干果,然后在沙漠无尽的黑暗中你们一起听他们语言的歌曲,你不懂歌词但 肯定能捕捉到他是由失恋的痛苦而唱,因为你也唱过同样的歌。你跟永远再见不到的人分享这种亲密的经验,然后暂时你感觉生活再没有什么困扰,一切都可以明 白,甚至是痛苦。

我曾为《新疆经济报》写文章。他们同样雇佣少数民族人当中文记者,为了报道和解释他们的文化给中文读者,这个政策的基本道理是,经济发展基于跨文化的 理解,尤其在亚洲之心的新疆这确实必要。

本周一个编辑问我在中国常听见的问题:美国人对中国怎么看?我答,没有统一的看法。来新疆前我看了皮尤调查中心2009年地球态度的调查:约40%的 美国人对中国有赞同的看法,约40%有不赞同的看法,剩下20%不置可否。调查指出,G20国家对中国的看法也如此,有意思的是除了中国国内民众对中国有 大概95%的赞同以外,没有任何别国的人对本国有那么多赞同。

他还问我怎么总结新疆这个地方。我跟他说了当内地朋友问同一个问题时我的答案:尽管内地人生活中面临如房价等问题,但多数对未来乐观并充满希望。在新 疆,事情更复杂一些。

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一直有点不安。下楼时我思考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喜欢如此谈论,他们追求难题的总结,似乎他们宁可获得简单的回答而不肯认真考虑难题 的细节。也许光批评中国人不太公平,美国人也同样倾向于获得简单的答案,可是我认为,总体来说美国人提出的问题更好一点,因为那里信息开放,更容易获得全 面的看法。

我没跟那位编辑说,他的问题可能不对。我估计,在北京听到的大家对中美之间的看法比较或媒体的报道,跟我在纽约的比例可能是25∶1。多数美国人对中 国其实并不在意,美国老百姓对中国的关注甚少。只要没有直接的关系,谁又有仔细关注的理由?

“一直以来她对我都是一个矛盾”

1月26日。我正从库尔勒回北面的乌鲁木齐,路程大概6小时。这两个城市之间的山和沙漠有点像美国的内华达州,除雪峰外什么都是缺乏生机的棕色。唯一 看到的颜色是在往库尔勒的路上,路旁好多大堆红辣椒围绕着蒙古包,好像这些骄傲的牧民向汉族农业文化学习如何获得利润。每个蒙古包旁边有一辆摩托车,甚至 有一辆越野车。

我在南疆的维族朋友和过去的学生都比以前好。说实话,这一周我在新疆看到最有意义的变化就是朋友的生活。他们所有的生活都比两年半之前更好,但当我问 他们对孩子的希望,汉族朋友通常想他们总有一天会离开,维族朋友也有这种想法但心里很矛盾,对他们来说,离开新疆意味着某种跟汉族人不同的文化的牺牲。

这种交往提醒我,尽管按照美国的标准我并不富裕,但南疆朋友的生活比我难多了。拥有白种美国人的身份带给我一种跟金钱无关的富裕。来到美国的移民和少 数民族没有我这种机会,他们不得不适应我的语言和习俗。我求职或申请贷款,社会几乎不怀疑我,而对黑人、拉丁美洲人和亚洲人就不一样了。大多白种人也通常 进入更好的学校。中国并没有类似美国的民族仇恨和歧视的历史,但对我来说,中国少数民族面对的障碍跟美国的外来移民差不多。

在南疆让我想到好多我尽量深入中国文化的记忆。2006年我为写作去了几趟南疆,喀什市政府还请我跟一群记者在一个月内参观喀什各个县。我从来没追求 过这样的机会,一开始就想拒绝。我不相信中国媒体会让我表达自己的想法。很偶尔才看中国报纸的我,当时认为中国媒体很有偏见,缺乏对社会问题有建设性的对话。但我的编辑说服我试一试。

作为撰稿人探索新疆,让我对媒体和新疆有了新的理解。我的看法变了,但我本人没有变化,我的价值观没变,但是我现在更深地同情别人、更好地适应不同情 况、更认真地依赖我的信仰。我的朋友和同事总以我为嘉宾,无论他们富裕还是贫穷,什么都可以给我。他们使我感到我是中国最贫困的人,因为我无法回报。
这种精神的贫困跟我窗外的自然美有点像——粗糙的山和温软的沙丘,尽管它们提供不了任何实用的东西。我喜欢新疆的原因是否由于我希望她的美丽把我对表 面上看到偏见的愤怒、对他人保持顽固的无知、对一切不追求生命中积极的事等特点抹杀掉,把她自身的美丽性格给我?

也许美丽的盼望跟痛苦的目的有关系。生活中有什么好事不值得经历痛苦?我热爱真实的新疆,但一直以来她对我都是一个矛盾。

“别的群体的痛苦”

1月28日。乌鲁木齐国际机场。现在北京时间8点,新疆时间6点。

航班延误一个多小时,没有任何解释。“我不知道,可能他们有问题。”我问“他们”是谁,没有回答。以前这种不透明和对顾客涎皮赖脸的态度使我烦恼,现 在我已经习惯了。

在新疆3年里,我对发生的事从来没有过清晰的感觉,谣言的散布和变异速度令我吃惊,基本原因是缺乏透明和对话。误传的普及引起民族间的怀疑,当我说一 个消息时,他们第一个问题通常是,是维族人还是汉族人给你说的?

我对于新疆的矛盾,来自于在两个世界之间被卡住的感觉,有时候感到被要求挑选群体。我没有任何当公断人的欲望。这是中国的一个状态,一个最终需要汉族 和维族一起努力解决的问题。我所能做的唯一事情是倾听和提问。

对许多事件两个民族没有统一的想法,更令人惊讶的是,缺乏互相理解的状态,每个群体以不同的知识判断,他们好像意识不到别的群体的痛苦,更不用说给痛 苦者应得的尊严。当我想让他们说明一下其他群体的感受时,通常的反应是简单化处理,假定其他民族所有人的想法都一样,而且全无道理。最典型的例子是“东 突”,只有汉族朋友谈论这个话题。我问维族朋友如何看,他们没有一个想要“独立”,只跟我说,和汉族一样他们对社会也有抱怨,但由于害怕被贴上分裂主义者 或恐怖分子的标签,他们表达不了任何意见。问题的核心可能在于:这里的每个人都伤心了,几乎看不到愿意理解别民族痛苦的人,似乎唯一有价值的痛苦、愤怒和 恐怖经验就是自己的。

我现在在飞机上,已经起飞了。我从来没想到会这么说,但我很想回到北京更清洁的空气中。窗口外,我看到一片由寒冷北风吹下来的云无助地紧紧抓住顶峰, 我感到一阵怜惜,因为它让我想起一个忍不住放下最爱的毯子的小孩,以及我们所有人得到真实安全感的难度。

文_Tim Hathaway [魏一帆(美)]
原刊:南风窗

来源:天涯(原文已被删除)

7月5日,星期日。

在车师古道穿越回来的路上,阳光明媚。

汉唐的车师古道,在那些沧桑和壮美下,见证的是汉唐时代的辉煌。

这是一次暴走60公里左右的穿越,也是我三次去车师古道天气最好的一次,在11个人的队伍里,有人劈叉,幸好在琼达坂下遇到了那里的维吾尔族牧民买买提,一个笑眯眯的小伙子,在简单的讨价还价中,我们用他的骡子解决了劈叉的同学。在这个过程中我和他分享了一盒我的红河烟,也分享了一大瓶他刚从牛身上挤出来的奶,而且,他知道了队伍中有我的老婆后,硬是抢过了她的背包,免费带上了琼达坂。

在新疆的山野徒步,我几乎每次都能遇上这样的维吾尔或者哈萨克人,简单、快乐,就像新疆的山山水水一样,给我的快乐如此直接,给我的美丽刻骨铭心。

7月5日的下午,我走在返回乌鲁木齐的归途上。
7月的乌鲁木齐,是这个城市最美好的日子,在我记忆中的每一个角落,都有着这个城市7月的记忆划痕:干净的阳光、闪亮的绿叶、蒸腾的夜市以及凉爽的晚风。

但是这个7月,乌鲁木齐不再和以往一样。
谁也没有想到,这个7月,乌鲁木齐在转瞬间成为了人间地狱。对于这个7月的乌鲁木齐,我忽然恍惚起来,我竟然不知道自己身处在什么样的年代。

最早知道乌鲁木齐骚乱的时候我和队友们还在班车上。
归途中,我一直和阿杜短信联系着晚上FB,一是祝贺一下这次大家穿越车师古道归来,更重要的是队伍中有来自哈密的同学,大家尽尽地主之谊。20点左右,阿杜直接打来电话,说乌鲁木齐二道桥地段发生枪击,电话里阿杜也不知道情况,语焉不详,只是说部分地段戒严,应该和东突有关。
当我进到乌鲁木齐的时候,似乎并没有从人们的脸上看到什么,大家依然和每一个乌鲁木齐的夏日傍晚一样活动着,我们甚至搭了一个维吾尔司机的出租车,一路和他聊到了目的地,对于乌鲁木齐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也不是很清楚的说,好像是广东那边来了几个东突分子,末了,那个司机说:闹啥呢闹?

站在位于友好南路的烽火台户外俱乐部门前的时候,我望见这个城市的南端,浓烟滚滚。那个时候,阿杜正在店里忙碌着接电话,从烽火台发出去的另外两支队伍还没有回来,他们的家人不停的打电话询问着。
李哥、色空,沙漠之水、小军一票家伙则早已从鹿角湾回来,等着我们一起去FB,住在三桥的阿优和从阿勒泰跑来的三条A本身也要来的,但此时他们被困在了这个城市的南边,只是在QQ群里拼命的发照片,那是他们在楼上用手机拍的现场图片,大都是成堆的警察和乱糟糟的人群,还有一些着火的店铺。

我们那晚是在警车、救护车的喧嚣声中FB的,我提议去了汉餐的馆子,我们喝酒的四五个人干掉了三瓶五十度的白酒,和任何一次FB一样兴致高昂,期间色空、沙漠之水的手机就没停过,手机里传来的都是关于今天晚上各式各样的消息,包括二医院正在不停的送着伤者。我的弟弟也给我打来电话问我在哪里。对于这样的一个状况,说实话我们多年前都经历过,而且我相信乌鲁木齐的人民群众大都和我一样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惊慌。
我抬头看看窗外,此时虽然夜色已降,但外面一样是熙熙攘攘的人群,讨价还价的、谈情说爱的、遛弯散步的,和任何一个夜晚都没有区别,虽然,这个城市的南端正在冒着浓烟。
我是在半夜回到家后才准确的知道了这个城市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依然没有想到,我在FB的时候所看到的那种熙熙攘攘的夜晚在这个七月,或者更久以后,都不会再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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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四日发生的「三名香港记者被扣留及殴打事件」看上去影响越来越大。笔者以為,对於新疆政府来说,尽快釐清事件真相,并及时公之於眾,此乃当地政府的不二选择。

已造成负面影响

笔者生活在内地,虽然获得该次事件的相关讯息有限,但也能透过网路知悉事件的基本梗概。我们可以看到,在香港,从传媒界到特区政府的相关人士,均对这一事件及时作出了表态,包括特首曾荫权在内。而从相关网页也可以看到,新疆自治区新闻办八日傍晚召开了记者会。从记者会所披露的讯息看,「发现有多人在现场进行跟踪拍摄,有对聚集游行人员指手画脚,有煽动闹事嫌疑」、「执勤人员立即予以劝阻,要求他们出示证件并离开,但这些人不听劝告,拒绝出示证件」。我想这些事实应该不难查证,但发言人说的这些情况陈述都缺少具体证据支撑,而且如果记者身份无疑,「跟踪拍摄」应属敬业表现,而非驱赶他们的理由;「在执法过程中发生了大家不愿看到的事情,对此我们深表遗憾」,那麼是甚麼样的「大家不愿看到的事情」,发言人却对此语焉不详;至於「经查,三人為香港媒体记者,其中有一人持有临时採访证,另二人未持有效证件,属违规採访」,这一点与香港当地媒体的大量报道看上去出入较大,我想其真相就更容易查证。
这段时间以来,新疆局势不稳,事件不断,作為当地政府乃至中央政府,维护社会稳定当然是必要的,尤其是在十.一临近,政府自然不愿意添乱。但笔者以為,「香港记者被扣事件」的发生,以及当地政府的处理手法,无疑就造成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这一点从国际媒体的相关报道看(虽然笔者的视野还相当有限)似乎已是板上钉钉。再有,该次事件又与当下发生在新疆的「针刺事件」直接相关,那麼我想它对「针刺事件」的相关处理就至少不会是正面影响,或者可以说是节外生枝,令到事情更趋复杂。

应还原事件真相

这次事件再次说明,如何面对媒体、怎样以积极的态度去处理负面事件,捨资讯封锁、取资讯公开,对一些地方政府来说仍然是重要的一堂必修课。
这件事情发生后,笔者尚未看到内地平面媒体的相关报道,而在网路上,很多相关主题的网页在点击后就出现了类似「指定的主题不存在或已被删除或正在被审核」这样的字样。对於这样一件影响相当之大、且又与新闻界本身直接相关的新闻事件,内地媒体的这种「集体失声」当然就不正常,其原因我想也是不言自明吧!现在,对於新疆政府来说,我想正确的做法无非就是两条:要麼尽快拿出更具体、更详实的证据来支撑你此前的说法,以理服人;要麼就重新彻查事件的发生过程,尽快还原事件真相,然后做政府该做的事情,给当事记者一个交代。

北方可可
大陆《博客网》专栏作家

新疆新闻办周二发表声明,指摘本月4日市内示威者3名香港记者在乌鲁木跟踪拍摄,有煽动闹事之嫌。

乌鲁木齐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回应上周五本港3名电子传媒记者在乌鲁木齐採访时被殴打一事。主任侯汉敏指出,经查发现,上周五巿内数千人游行时,发现有多人跟踪拍摄,并对游行人士指手划脚,有煽动闹事之嫌,执勤人员劝阻要求离开无效。当局要求他们出示证件,但被拒绝,所以才将其中三人拘留。三人之中只有一人持有效证件,其餘两名记者未有有效证件,属违规採访。

新闻办指出,一些媒体在事发后进行不负责任的炒作,在不了解事实情况下,作出极不负责任的言论。

侯汉敏指出,执法人员在执勤过程中,发生大家不愿看到的事情,深表遗憾。

在场的香港记者要求当局对指责提出证据,但不获回应。

当日被押走的是无线电视记者林子豪、摄影师刘永全以及now新闻台的摄影师林振威,三人其后获释返港。他们表示收到驻京办的来电,了解事件详情和他们的需要。中联办宣传文体部分别送上3个果篮到无铫及now给当事人,附有写上「谨致问候,并祝秋安」的字条。

明报

9、小汉族主义与大汉族主义

有则古代寓言,讲的是有家人修房子,一位邻居见到,对主人说:你这烟囱有问题,容易失火。那主人不听。房子修好后不久,果然失火。幸亏有几个邻人帮忙,总算没把房子全烧光。事后,主人拜谢那几个救火的邻人,但却把那个一开始就提醒他房子容易失火的邻居忘得一干二净。

我想,这事还好是发生在古代。若搁在今天,只怕主人和救火的邻人会一起指着那个邻居骂:这火就是你煽起来的!哼,这家伙唯恐天下不乱,一直在诅咒烧房子呢!

今日新疆,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日积月累。汉族民众和维族民众和专制政府有矛盾,汉族民众和维族民众彼此之间也有矛盾。75事件就是各种矛盾累积的一次恶性爆发。尽管当局至今仍然在竭力否认民族矛盾的存在并压制有关讨论,但是在民间,这个话题已经越来越热了。这里,我主要想谈一谈维族民众与汉族民众的矛盾以及这种矛盾和当局民族政策的关系。

我们知道,很多汉人不满于政府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认为那是对汉人的变相歧视;尤其是在一般刑事案件上对少数民族的“两少一宽”(少捕少杀,一般从宽),更让他们忿忿不平。不消说,这种种不满都是有根据的,也很好理解。然而在维族人方面,他们也有他们的不满,有他们的痛苦;而这些不满与痛苦常常不为我们汉人所意识,更不被我们所理解。

很多人不赞成对不同民族实行差别待遇。这话按道理当然不错。不过我们应该看到,所谓差别待遇,不仅有对少数民族有利的东西,也有对他们不利的东西。譬如语言。语言在生活中的作用十分重大,自不待言。所谓中文,实际上是指汉语。当然,在中国,汉人占90%以上。把汉语规定为官方语言是合理的。然而,这也就意味着把其他语言置于不利的地位,从而也就意味着把母语是其他语言的民族置于不利的地位。一个讲汉语的人可以在全中国通行无碍(除了极少数偏远落后地区),而一个讲维语或藏语的人,只要离开自己的家乡就寸步难行。这不也是一种差别待遇,而且是一种更严重的差别待遇呢?

有汉族朋友说:中国哪有什么大汉族主义?中国只有小汉族主义。作为汉人个体,有这种感受实不为怪。但倘若我们记住,所谓大民族主义,其典型表现之一就是强制同化其他民族;那么我们就该懂得为什么维族人藏族人会指责大汉族主义了。

问题就在这里。在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徒有虚名。共产党一直在推行强制性的和隐蔽的强制性的汉化政策,近些年来更是变本加厉。在新疆,各级领导的实权(即党权)几乎都掌握在汉人手里。早先还有个赛福鼎当自治区党委书记,那以后就再也没有维族人担任自治区第一把手的了。按说,中共建政60年了,自己培养的干部也很多了,难道就找不出一个能当自治区党委书记的吗?这表明中共当局对维族人总还抱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猜忌,不放心。维族人焉能对此没有感觉?王乐泉上任以来,加强对维族文化与宗教的限制,当局拆除了喀什葛尔老城等历史悠久且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传统文化建筑;规定在小学用汉语代替维语,并且禁止或者限制政府工作人员信奉伊斯兰教,包括不得留胡子,不得戴头巾,不得在工作场所斋戒或者祷告。维族人庆祝自己的传统节日也受到很大限制;如此等等。这不能不使得具有显著民族特征和民族意识的维族人深感被歧视被压制。事实上,当局对维族的方针是:大处严打,小处放宽。当局采用高压态势,不能容许少数民族有任何民族情绪。一个民族干部,在会议上稍微发点牢骚,就肯定得不到提拔,还有可能被开除。对少数民族而言,上述种种,不是大汉族主义又是什么呢?

10、当大量汉人进入维族人的家园

在谈到新疆问题时,很多西方的学者记者都不约而同地会谈到汉人移民的问题。这一点很让许多汉人不解和不满:新疆是中国的地方,我们去那里难道也是问题吗?况且我们还促进了那里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不过从维族人的角度看,事情就很不一样了。

德国诗人兼哲学家赫尔德曾经对人的归属感做过很好的阐发。赫尔德说:归属感是人的一种基本需要。人既需要吃喝,需要安全感和行动自由,也需要归属某个群体。人需要使自己成为某个群体的一部分。他需要用这个群体自己的语言、传统、艺术和想像力来发展自己的情感世界。所谓有人性,就是到某一个地方能够有回到家的感觉,会觉得和自己的同类在一起。

这就是说,人只有在他所属的那块土地上,和他所属的群体在一起生活,用母语和周围的人交流,他才能感到自在。如果他们发现在自己的这片土地上,涌入大量不请自来的外人,说着不同的语言,并不入乡随俗,而是把另外一套文化全都带了进来,喧宾夺主,反而占据了主导地位;他们就会感到自己的家乡在沦落,感到自己的文化乃至自己的民族面临生存危机。他们就会产生强烈的失落感。

据统计,在新疆的汉族人口,1949年时仅占当地总人口的6%,现在则高达40%。这还没把军队及其家属包括在内,没把数量可观的未注册的流动工人包括在内。与此同时,维族人的比例则相应下降,从1949年的76%下降到现在的46%。汉语文化也愈来愈强势。在大多数重要领域,都是汉人占据要津;甚至在下面,维族人的位子也在大批大批地被汉人占领。这就使很多维族人觉得他们在自己的家乡已经成了少数民族,在文化上沦为边缘人,在经济上成了弱势群体。他们感到自己的家园正在迅速地沦丧,因此,他们不但对当局,也对一般汉人产生了强烈的不满。

75事件后,网上有两篇文章流传很广。一篇是黄章晋的《再见!伊力哈木》,一篇是作者署名“一个兵团二代”写的《告诉你真实的乌鲁木齐》。头一篇主要表达的是一个维族知识分子的看法,后一篇的作者当然是汉人。两篇文章的观点有不少区别,但是它们对事实的描述却相当一致。两篇文章都揭示出,在今日新疆,汉人已经全面占居主导地位。

其实,像伊力哈木这种维族知识分子,本来对汉人和汉文化是很佩服的。他认为落后的维族要进步,需要汉人的帮助带动,就算汉人是殖民者,对新疆也是好的。但是,“你看看西方殖民者,从来都是带去先进的制度、先进的文化、先进的生产力,他们高高在上,一个英国人从来不会跑到印度和当地人去抢重体力活”。可是你们汉人呢?高端的工作你们占了我们不眼红,“但连扛麻袋这样的苦力都要和我们维吾尔人抢”,这算什么事呀?维族人到内地去,不懂汉语就吃不开。这点维族人理解,不会抱怨。但要是维族人在自己的家乡找工作,哪怕是工地挖沙子小区扫地当保安也要懂汉语,懂了还不一定给(新疆很多招工启事,写明了只招汉人)。你让维族人作何感想?

“兵团二代”在文章里也写到类似的情况。他讲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新疆,汉人的节日,维族人也放假;维族人的节日,维族人放假,汉人照样上班。这看上去对汉人很不公平,“但是仔细想一下,才会发现这里面竟有一个惊人的秘密。因为这个现象说明……在新疆,一切活动都可以不依赖维人的参与而正常进行。”可见维族人在自己的家乡已经落到了什么地步。

使得问题更糟糕的是,维族人的这种种不满与痛苦没有表达的渠道。如果他们向当局申诉,当局每每不理睬;如果他们在网上发言,当局还很可能扣上“破坏民族团结,煽动民族分裂”的罪名抓人。如“兵团二代”说,维族人原本没有什么独立的想法,可是在如今这种情况下,如果再有人宣传,“说独立好,汉人拿了我们的地,拿走我们的油,拿走我们的棉花(这些也全有事实依据),你发现自己现在没有工作,只能在街头混,那么我想,只要是有思想的人,都会生出悲愤之情的”。民族间的怨恨常常是笼统的。维族人觉得“是你们汉人抢了我们的饭碗,是你们汉人在欺负我们,我能分得清是哪个汉人欺负我哪个不欺负吗”(《再见!伊力哈木》)

在新疆的汉族老百姓当然是无辜的。我们汉人的问题是,在和少数民族交往时,我们很少去设身处地。我们很少去了解别人的感受,我们不曾意识到我们的行为给对方造成的困扰和招致的怨恨。这也许是在中国,汉人占绝对优势。因此很多汉人有一种强者的傲慢,根本不觉得他们有必要去换位思考,去体会维族人的感觉,他们对维族人的不满乃至敌意熟视无睹,并不放在心上。有些人甚至不掩饰他们对维族的歧视和鄙视,对可能招致的怨恨满不在乎。这些汉人无非是想:就算维族人很生气,他们又能怎么样呢?他们造不了反。

但问题是,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可以这样想,作为普通老百姓的汉人可不能这样想。那些深怀怨恨的维族人虽然数量很小,手中也没有现代化的武器,他们的力量不足以攻击政府,但足以对汉族平民发泄仇恨。王力雄和芦笛都把在新疆的汉人老百姓比作人质;一旦有什么事触发暴乱,遇上亡命之徒,他们就是首当其冲的牺牲品。

在这里,我们尤其不要忘记,中国的政府乃是世界上最自私、最不负责任的政府。它不善于化解矛盾,却极善于制造敌人。在维护专制权力和保护人民这两者发生矛盾的时候,它总是毫不犹疑地为了前者而牺牲后者。这就使得那些本来就危险的环境变得更加危险,使得那些本来就不安全的群众变得更加不安全。75事件就是明证。

11、75与911

这就需要再讲讲75事件了。

据中共媒体8月5日报道,中共当局在新疆地区又破获五起暴力恐怖团伙案件。这已经是第N次了。近些年来,当局多次宣称在新疆地区破获了暴力恐怖团伙案件。这些案件是否名副其实,其中有没有冤假错案?姑且不论。问题是,既然当局有本事能在一小撮密谋分子还没动手之前就破获,为什么却偏偏对由一大群乌合之众吵吵嚷嚷了好些天的75暴乱毫无防范,以至于让暴徒们行凶长达数小时之久才想起动用军警去镇压呢?这中间没鬼才怪!

然而有人却说:美国政府也没有防止住911呀。

把75和911相比,极不恰当。首先,911恐怖袭击采取的方式史无前例,它甚至超出了好莱坞那批专拍反恐片的编剧们的最大胆的想像。75则不然。75暴乱采用的是最古老最传统的方式,用的是棍棒刀具,砖头石块。傻瓜都能想象得到。

其次,911参与者只有很少一批人,故而可以高度保密,大量的策划和准备工作又都是在美国境外进行的,美国政府难以知晓。75的参与者至少有几百人上千人乃至几千人,从互通声气到结伴参与都是在境内,都是在当局的眼皮子底下进行的,而当局又拥有世界第一的对付老百姓 ——更不用说所谓敏感人士——的监视系统(包括金盾工程和大量的五毛与线民)。海莱特一介平民,尚且能清楚地掌握情况做出准确预报(见下节),何况当局。

再有,911毫无预兆。911前夕的美国,阿拉伯穆斯林族群和政府,和其他族群关系正常,国际上也没有发生有关的特殊事件。在新疆,维族与汉族之间,维族与政府之间,关系本来就紧张;当局对维族人的动态本来就高度关注。更重要的是,75前夕发生了626韶关事件,消息迅速传入新疆,在维族人中立即引起波澜。一个人只要不太迟钝,他就会知道要出事。

把75事件和1992年美国洛杉矶黑人暴乱相比也不恰当,因为洛杉矶事件是突发事件。1992年4月29日,美国洛杉矶一地方法院宣判去年3月3日殴打黑人青年罗德尼。金的4名白人警察无罪。当天晚上,洛杉矶数千名黑人聚集街头举行抗议活动,随后就局势失控,爆发了大规模的暴力冲突。从前因到后果,整个过程一气呵成,令地方政府措手不及。新疆事件不同。新疆事件不是突发事件。众所周知,626韶关事件是新疆事件的导火线;而从626到75,中间有差不多十天的时间!不论是疏导还是防范,当局都有足够的时间。然而当局却偏偏是既不疏导,也不防范;而且还火上浇油,激化矛盾。这和92年洛杉矶暴乱岂能相提并论?

12、追问75事件

香港《亚洲周刊》7月23日发表文章,提到乌鲁木齐一位名叫海莱特。尼亚孜的维族知识分子,曾于7月4日下午8点,向有关部门提出预警。并于7月5日上午10点左右,面见自治区政府主要领导,当面提出三条建议:第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在中午12点以前出来发表讲话;第二,通知民族聚居区的汉族商人,早点关门回家;第三,能调动多少部队就调动多少部队,首先把民族聚居区隔离起来,在一些关键路口进行封锁、巡逻,下班以后戒严。这位领导当时表示,要打电话请示,结果是三条建议一条都没被采纳。海莱特说,他不是唯一的向政府提出预警的人,有人比他提的还早。

按说,海莱特提出的三条建议是比较周全的。首先,政府出面讲话,可以疏解维族人的不满,缓和紧张局势。即便还有极少数人要闹事,起码不会闹到那么大的规模和程度。与此同时,政府再调集大量军警严加防范,并告知汉人做好自我保护,就算不能消除暴乱于无形,至少也能减少到较小的程度。然而政府却偏偏是一条也不采纳。这是为什么?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最需要追问,最需要思考的问题。

是政府事先没有估计到事态的严重性吗?不可能。用不着海莱特7月4日下午来提醒,早在韶关事件的消息传到新疆后,新疆政府马上就会想到:1、有维族人会上街,要求政府主持公道给个说法;2、有人会冲击政府;3、有人会报复,打杀汉人,等等。那么,政府为什么不积极应对,预加防范呢?

其实,政府决不是没有预加防范。根据中新社7月6日的报道,7月5日下午五点钟左右,“两百余人在乌鲁木齐市人民广场聚集,新疆警方按照工作部署和处突预案开展相应处置工作,依法强行带离现场七十余名挑头闹事人员,迅速控制了局面”。由此可见,在打压和平抗议方面,政府是早有充分准备,动作神速。到了九点钟,有不少维族青年冲到人民广场自治区常委附近,“企图进入常委机关大院未遂后离去”。由此可见,政府对保护自己也是早有准备,固若金汤。政府唯一没做的只是没有派军警对汉族平民加以保护。这决不是警力够不够的问题,因为你政府至少可以还有多少就派多少嘛。如果担心警力不足,还可以像海莱特建议的那样,让汉族平民自己保护自己嘛。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政府别有用心。

有人说,如果政府事先就派出军警封锁戒严,那岂不是授人以柄,让“敌对势力”大做文章,指控你政府要镇压维族人吗?是的。是有这种可能。政府不愿意引火烧身,所以它不愿意在事先就派出军警封锁戒严。但政府这样做,正好说明它只关心自己,不关心民众;它只在乎自己惹不惹麻烦,不在乎汉人老百姓是不是会遭到无妄之灾。再说,海莱特的三条建议是配套的,如果政府不采纳第一条,即不站出来发表讲话,那么,只采纳后两条也是没用的。

根据官方报道,暴乱是在8点半以后开始的,大量暴力行为是发生在乌鲁木齐南边的维汉聚居区。然而根据《纽约时报》7 月17日的报道,在整个暴乱过程中,简直看不到什么军警的影子,即使有,也只是袖手旁观。一直到半夜一点钟,暴乱已经接近尾声时,大量的军警才出现。《纽约时报》的报道特地提到,在打砸抢开始不久,一位姓韩的出租车司机被维族人硬从车里拽出来,旁边就有一个警察却没有上前制止。照理说,警察制止街头暴力乃天经地义,这难道还要请示上级请示中央吗?就算你警察担心自己打不过暴徒,你总该立刻向上级报告吧。在通讯如此发达的今天,那顶多也不过是几分钟的事。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警察事先是得到指示的,要他们不要采取行动。

问题就在这里,新疆政府拒绝主动对群众讲话,当别人找上门来,举行和平抗议讨个说法,又立刻打压。这本身就已经是在激化矛盾,在堵死用和平的理性的方法解决问题或缓和矛盾。这就为暴力犯罪创造了最好的外部诱因。此后,政府又听任暴徒行凶数小时之久。我想,在75事件爆发前一刻,当海莱特极其失望地发现政府没有采纳他的任何一条建议时,他就应该料到,那些准备和平抗议的维族人必将被打压,暴乱已经不可避免,一些汉人是已经死定了。

为什么政府宁可发生暴乱,发生暴徒打杀汉人的事呢?我倒并不认为从韶关事件起,政府就在玩弄一个大阴谋。韶关事件可能是突发事件,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地政府知道这件事涉及由来已久的民族矛盾,涉及政府多年来不得人心的民族政策,它担心自己出面处理,要么是按下葫芦浮起瓢,要么是两头不讨好,反而使自己成为维族人或汉族人或者维族人和汉族人共同的攻击目标,所以干脆当起缩头乌龟。然而问题是,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这事传到新疆后,新疆政府感到自己极其被动。政府明明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必须站出来对民众讲话才可能缓和紧张局势。然而对今日中共各级官员来说,最怕的就是和民众对话,尤其是面对如此棘手的问题。这个烫手山芋没人愿意接,也没人敢于接。

在拒绝了对话这种缓和矛盾疏导民怨的办法后,当局只剩下一种选择,那就是激化矛盾,等待和促成暴乱发生。因为一旦发生暴乱,用共产党的话就叫,事情的性质就起了变化,矛盾的性质就变了,问题就简化了,于是政府就主动了。在这时政府再出来镇压,谁敢反对?在这种情况下,公众的注意力全都被流血暴乱所吸引,暴徒必定成为万众谴责的目标,有几个人还去批评政府?一般也就是抱怨政府出手太慢而已,很少人会深入想到“慢”背后的玄机。在事后,政府可以轻描淡写地说自己对敌情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很好,因为这又为趁机进一步打击各种异己力量提供了最好的口实。

谁要是不接受这种解释,请给出另外的解释。

13、和毛时代的比较

今日新疆的形势相当紧张。那么,毛时代的新疆是否比现在还和谐一点?当然未必。只是那时当局对讯息的控制更严密,很多事情外界无从知晓而已。

不过,倘若仅就民族关系而言,毛时代倒确有可能比现在缓和一些。因为毛时代讲的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讲的是阶级斗争。那时候,人们在意的身份认同是革命反革命,是红五类黑五类。“亲不亲,阶级分”:“亲不亲,线上分”。民族身份、民族矛盾则被淡化,故而不显著。毛时代绝不是一个和谐的时代,而是一个严重冲突的时代,但那时的冲突是以另一种面貌呈现的。

今天的情况则不同。随着柏林墻倒塌,共产党意识形态彻底破产,原先被掩盖被冲淡的民族问题,文化问题日益突出。现在,中共为了排拒自由民主,找不出别的理由,就宣称自由民主只是西方的价值,没有普适性,否认世上有任何普遍适用的价值,竭力强调特殊性,强调“国情”,大肆鼓吹民族主义。可是这种做法也是双刃剑:你鼓吹你的民族主义,那就必然反过来刺激别人的民族主义;你讲你的文化传统,别人也会讲别人的文化传统。你大讲特讲“炎黄子孙”,大讲特讲儒家传统,可是,像维族、藏族,人家不是炎黄子孙,也不属于儒家传统,你这样讲,不是刺激人家的疏离感,刺激人家的分离意识么?官方讲中华民族,可是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是个政治概念,不是民族学上的民族概念,再说,这个概念也只有一百年的历史,要用这个概念塑造一种共同体的感觉,效果是很有限的。中共拒绝普适价值,它拿不出能够凝聚各民族人心的东西,只有靠强力,而强力又恰恰是有反作用的。

另外,从经济上讲,今天的中国也和毛时代有很大变化。毛时代是计划经济或曰指令经济。政府包办一切。它只要在社会资源的分配使用上和社会成员的控制安排上实行均等的或略向少数民族倾斜的政策,各民族彼此之间就不会有太大意见,也就不会有太大的冲突。自从经济改革以来,上述局面极大改观,政府已经不可能掌握所有的资源分配和机会分配,即使它依旧做出某些规定照顾少数民族,但这些规定往往只停留在纸面上。由于汉人占据大量资源,出于管理的方便和利益的追逐,大量的机会必然被汉人所占有,维族人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狭小,与汉人的矛盾也越来越严重。

14、余论

上节提到的问题,很多人都是看到的。不过他们以为这些都是正常现象,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走向民族融合即同化的必经的阵痛。在他们看来,如果说当局的民族政策有什么错,那就是错在没有彻底抛弃民族自治那一套。据他们说,所谓民族自治这一套是昔日苏联斯大林发明的,它既是民族冲突的原因,也是后来苏联解体的根源。

我不赞成这种观点。我先前已经写过《谈谈民族自治问题》和《再论民族自治问题》两篇短文阐明我的观点。这里我要强调的是,首先,民族自治这一套不是苏联人发明的,早在苏联建立之前就出现了。例如,奥匈帝国的架构就具有民族自治的特点。另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 1919年,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民族自决主张,也就包含了民族自治的内容。这一点伯林早就讲到了。伯林说:新兴的民族国家“哪怕只从自己的历史经验中认识到某种道理的话,它就会认识到必须满足境内各种族和文化群体对自治的渴望”。再者,否定民族自治,就意味着实行更彻底的强制性同化政策。不错,历史上很多民族融合即同化,实际上是靠强制手段才成功的。但问题是,在当代世界,我们还能够重复那些前人的做法吗?我们还愿意付出他们所付出过的那些代价吗?过去行得通的那些做法,在当代背景下还行得通吗?如果你是认同人权民主理念的,你更应该考虑,那种强制性同化的做法是否和人权民主理念能相容不悖。我以为在上面这几个问题上,答案都是否定的。

新疆乌鲁木齐,七月五日,一群有组织的维族暴徒针对汉族人的袭击,造成了巨大伤亡;七月七日,愤怒的汉族人大反攻,也给维族居民带来巨大恐慌。这两个日子后,新疆的民族裂痕,已经无法迴避。

海莱特·尼亚孜和伊力哈木,因為他们坚持在互联网上用汉语撰写文章,这几年已经成為眾多网民关注的维族知识分子。他们的文章成為新疆之外的中国人,了解新疆的重要窗口。海莱特在网易和凤凰网有两个博客;伊力哈木创办的维吾尔在线,则是当前最大的以维吾尔為主题的中文论坛。

海莱特生於新疆长於新疆,对新疆问题既有切身感受,也有系统研究。广东韶关事件发生后,他关注网上维族人的反应,判断出七月五日要出大事,於七月四日下午八点,向有关部门提出预警;并於七月五日上午十点,面见新疆自治区政府主要领导,当面提出三条建议,可惜未获得採纳。七月五日下午,他根据现场观察认為,七五事件的组织者可能是活跃於南疆的非法宗教组织「伊扎布特」。七月二十一日下午,海莱特接受亚洲週刊专访,以下是访问摘要:

你是什麼时候觉得七月五日可能会出事?

广东韶关的事情出来以后,我就感觉要出大事、要流血。因為在韶关事件之前,新疆已经有了要出事的苗头。韶关事件之后,我在博客里一共写了三篇文章分析这个事情的影响,分析下来,越发坚持了这个判断。

你是否认為七五事件是有组织有预谋的?

从目前来看,确实是有组织的。至於预谋,从六月二十六日到七月五日,这麼长的时间也够了。但最关键的是,政府没有採取一些及时的措施,避免事态的恶化。七月四日,我一直在听自由亚洲电台和美国之音。那天世界维吾尔大会主席热比婭他们确实有点不一般,几乎所有的头头脑脑全都上来讲话。晚上八点左右,我给政府部门的一个朋友打电话,我说明天要出事了,你们应该採取一些措施,也把热比婭讲话的网址给了他们,让他们听一下。他们说会向上匯报。第二天上午,我又打了电话。十点左右,在一个朋友陪同下见到了自治区政府的主要领导。我对他说,作為一个有良心的正常人,我有必要提醒你,今天肯定要流血,赶紧採取措施,啟动紧急预案。然后我又提了三条建议,第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出来发表讲话,必须要在中午十二点以前;第二,通知民族聚居区的汉族商人,早点关门回家;第三,你能调动多少部队就调动多少部队,首先把民族聚居区隔离起来,在一些关键路口进行封锁、巡逻,下班以后戒严。这位领导当时表示,要打电话请示。结果三条建议一条都没被採纳。其实四日那天,我也不是最早向有关部门提出预警的人。四日下午六点多,已经有人提出过预警了。

你说韶关事件之前,新疆已经有了要出事的苗头,这是指什麼?

之所以发生七五这样的事情,直接诱因有两个:一个是推行双语教育;另一个就是政府组织维族人外出务工。这两个政策都有很多维族干部反对,但是谁要是敢说出一个「不」字,马上就要被处理。推行双语教育首先受到衝击的就是以前搞民族教育的教师,几万名教师因為汉语不过关面临下岗,搞得基层教育人心浮动。至於组织维族人外出务工,在民族主义者眼中,开什麼玩笑都可以,但是开女人的玩笑不行。最早组织的几批外出务工人员,几乎都是十七、八岁的女孩子,当时地方上的一些长老就说话了,「这些女孩子一百个里面有六十个会做婊子,四十个会嫁给汉族人」,这引起了很大的反感。政府在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第一,没做好思想工作;第二,没有想到这是一个牵一髮而动全身的事情。

在推行这两项政策之前,新疆的民族关係如何?

五十年代,虽然毛泽东批评过新疆的大汉族主义,但是当时的新疆民族政策没有走向破裂。就是近二十年以来,新疆的民族关係越来越紧张。王乐泉书记上台以后,採用高压态势,不能容许少数民族有任何民族情绪。比如说,一个民族干部,在会议上稍微发点牢骚,就肯定得不到提拔,还有可能被开除。他把反分裂问题看重了,扩大化了。其实,每个国家的边疆省份只要跟外国有点关係,文化的、语言的、人种的,这种分裂倾向肯定有。现在新疆的反分裂斗争,不仅仅是政法机关的事情,而成為全社会的事情了。

那麼这种民族关係的紧张,有没有导致了维族人独立意识的加强?

我父亲就是三区革命的,而且他还是三区革命的军人。按理说,如果说有什麼独立意识,他应该更典型。但是据我了解,连他这样的都没有独立倾向,像我就更没有了。其实,从歷史上来看,在沙漠地区的维吾尔民族,很早就进入了农业社会,发展出了非常精緻的文明,它的民族性格,已经决定了它不张扬、不好斗,就在它最强大的时候,也并没有搞什麼扩张。而且,契丹人来的时候,维吾尔人很快就投降了;蒙古人来了,维族人也基本上没打仗就投降了。从歷史上看,维族人本身就不好斗,也没有什麼独立的基础。

如何看待东突厥斯坦的提法?

东突厥这个词,本身就不是维族人发明的,而是欧洲人创造,然后被土耳其人发酵了一下,强加到我们头上。我们维族人本身并没有东突厥这样的概念。维族人从歷史到现在,都把新疆称為「维族人的疆土」,从来没有人说过新疆是「土耳其的疆土」,更没有人说什麼「东土耳其的疆土」。

既然这样,為什麼很多疆独分子会把东突厥作為理论基础?

以前丝绸之路的时候,维族人还有机会周游列国,思想比较开放。但是后来,海路开通,维族人就处於一个封闭的状态。在这种落后的情况下,容易出现「外面的和尚会念经」。就像我们中国刚刚开放的时候,各种思想泥石俱下,也不知道什麼对什麼错。再加上近几十年本土维族精英始终受到共產党左倾政策的压制,思想得不到发挥。国外一些人一喊「东突厥」,我们民族的很多人就不知道怎麼回事了。

本土维族知识分子如何看待热比婭?

没兴趣。热比婭基本上没什麼思想。

境外势力可以组织七五事件,是不是说明他们在国内还有很大力量?

有,肯定有。我总觉得七五这个事件,是「伊扎布特」组织的,这是一个非法宗教组织,这几年在南疆发展得太快了。这个组织我研究过,是由一个阿富汗人创立,这个阿富汗人死了以后,由他的学生一个巴基斯坦的医生进行重新整合、发展。「伊扎布特」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都处於地下状态。一九九七年,「伊扎布特」刚刚在新疆出现的时候,大概只有几百名成员。据有关部门去年公布的数据,这个组织目前在新疆可能已经有上万名成员。

七月五日那一天,我在新华南路一直看暴徒们打砸抢,一百多人,一聚一散,非常具有组织性,而且一律穿球鞋;从他们的口音看,基本上是喀什、和田那边的,不过我没有看到他们拿刀。从他们的口号,我分析可能是「伊扎布特」。暴徒们当时的口号是「汉族人滚回去、杀死汉族人」,除了这些以外,然后就是「我们要建立伊斯兰国家,要严格执行伊斯兰法」。因為「伊扎布特」的主旨就是要恢復伊斯兰政教合一的政权,严格执行伊斯兰法,属於一种原教旨主义的分支。这个组织非常严密,人员结构也很怪,就是吸收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而且基本上都是农民。其实这个组织非常落后,在维族人中完全没有社会基础,只要稍微受过点教育的,就不会对他们有兴趣。境外渗透过来的这些组织,影响毕竟还是小。因為他们抬不到桌面上来,只要专政部门严厉打击,完全可以打掉。新疆没必要整个社会都搞反恐。

你觉得新疆当前的主要问题是什麼?

我不认為新疆当前的主要问题是民族分裂。新疆当前的关键问题还在经济发展上面。其实所谓的民族矛盾,说到底还是利益的矛盾。去年两会的时候,胡锦涛主席会见新疆代表团时候的讲话视频,我看了很多遍。胡主席也说新疆要重视发展,只是在最后才提了一句稳定。接下来我打算写一系列文章,讲明我的这个观点。■

● 明永昌

新疆乌鲁木齐事件发生后,有媒体和学者指出,维吾尔人最不满的是中国对宗教的管制,其主要限制是不准未满18岁者入清真寺礼拜。

英国的中国伊斯兰史专家麦克尔·迪伦近日在英国广播公司(BBC)网站撰文指出,在中国,18岁以下以及共产党和政府官员都不能前往清真寺礼拜,宗教学 校受到严格控制,其他伊斯兰学院也被禁止。有评论指出,18岁以下不得信教、不得礼拜的规定无异要从根斩断维族与伊斯兰教的关系,是对维族宗教自由的严重 迫害。

中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包括进入宗教场所和学习宗教经典的自由,而18岁以下的中国青少年也是国家的公民,照理不存在违法的嫌疑。至于国务院颁布的《宗教事务条例》,也没有条例明确限制未成年人的宗教自由。

但中国回族学者马效智在博客指出,利用宗教进行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违反中国的教育法,胁迫或诱骗适龄儿童和少年失学或辍学的组织和个人将予以处罚。他提醒家长只能安排孩子利用课后和节假日时间学经,而且要确保孩子不在校内从事宗教活动。

18岁以下不得信教或礼拜的行政执法,其实是依据中国共产党的党纪规定。中共中央1982年颁布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 策》明确规定:“绝不允许强迫任何人特别是18岁以下少年儿童入教、出家和到寺庙学经。”虽然“不允许强迫”并非“严禁”,但何谓“强迫”难以界定。规定 到了地方往往变成禁止18岁以下青少年信教或参加任何宗教活动。

例如,根据新疆政府1990年颁布的暂行规定,宗教职业人员“不得擅自 开办经文学校、经文班(或义工班),不得擅自带培宗教学徒和向18岁以下的少年儿童灌输宗教思想”;新疆泽普县泽普镇的宗教事务管理办法则有检查“有无党 员、干部、18岁以下未成年人及学生进入清真寺”的举措;号称“经堂教育中心”的甘肃临夏全市89座清真寺均开办经堂教育,但只招收18岁以上的男性穆斯 林。

在学校,进行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被视为是引导学生牢固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重要举措;学生年满18岁虽然可以自由选择信仰,但劝说他人信仰者一律违法。

前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曾呼吁中央“正确对待青少年信教”。他指出:“信仰宗教与不信仰宗教不是一种政治分野,不是衡量进步与落后、身心健康与不健康的标准,也不能笼统地把信仰宗教看成青少年健康成长为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障碍和祸害。”

赵朴初并表示,信教的青少年可能难以健康成长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和党的工作者(如果他们坚持宗教信仰的话),但是完全可能成长为各种专业人才,成长为社会主义的诚实劳动者和忠诚的爱国者。

马效智则指出,未成年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尚未完全形成,有较大的可塑性,不采取强迫、引诱的方式灌输宗教信仰,是孩子健康自由成长的重要保证。 然而,父母出于从小培养孩子仁爱、行善、顺从、和平等宗教原则,防止孩子走上极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歧途的目的,对孩子进行宗教信仰和道德基本知识教育是 历史长久的现象,对信仰宗教的少数民族家庭来说也很普遍。


《联合早报》

香港《南华早报》引英国一家专门负责风险咨询的安保公司称,基地组织在阿尔及利亚的一个分支声称要因乌鲁木齐事件报复中国。

报道引伦敦Stirling Assynt公司称,基地组织在阿尔及利亚的分支“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对中国发出直接威胁。

Stirling Assynt公司的报告说,虽然这是基地组织网络首次对中国发出直接威胁,但目前全球伊斯兰激进分子中针对中国的报复欲望极为强烈。

报告警告说,预计将会有其他伊斯兰激进组织效法“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把中国作为袭击目标。

目前在中东以及北非的工作和生活的中国人数以万计,据Stirling Assynt公司估计,仅阿尔及利亚一地就有约5万中国人。

据中国官方统计,新疆乌鲁木齐7月5日发生的民族骚乱事件共造成184人死亡,1680人受伤。

中国官方数据称,死伤者绝大多数都是汉人。当局指责世界维族人大会组织及其主席热比娅煽动民族骚乱事件。

不过世界维族人大会坚持说中国公布的数据并没有反映出维吾尔人社群的真实死伤数字,并指责中国军警射杀数百维吾尔人。

目前双方的说法都无法得到独立的证实。

据新华社报道,本周五,乌鲁木齐五座主要的清真寺关闭,但一些较小的清真寺开放。周五是穆斯林重要的祈祷日。数百名信众聚集在一座清真寺外抗议,被 防暴警察驱散。通讯社报道称,成千上万心怀恐惧的人试图乘车离开乌鲁木齐。新疆西南部喀什市已宣布,出于安全考虑,包括记者在内的外国人必须离开喀什。

据路透社报道,周五,在乌鲁木齐一个维吾尔穆斯林社区,维吾尔人在结束祈祷活动离开时,发生了小规模抗议。防暴警察驱散了抗议人群,并带走数人。事 件发生在白色清真寺。数百名维吾尔人聚集在清真寺外,试图加入寺内祈祷者的行列。此前,数百名祈祷者涌入了清真寺。防暴警察持半自动机枪,警车封锁了清真 寺附近的道路,一架直升机在上空盘旋。有参加礼拜者表示,正常的祈祷时间被缩短。

在乌鲁木齐一些回民清真寺前,数百名信众开始在寺外大声呼喊后,清真寺也重新对信众开放。此前,在乌鲁木齐维吾尔聚居区大巴扎,有清真寺外贴出告 示,称上级领导指示周五的祈祷活动暂时中止,请在家祈祷。路透社报道称,尽管目前仍有大批安全力量在乌鲁木齐,周五下午的祈祷活动仍将考验政府克制维吾尔 人愤怒情绪的能力。本周二,汉人示威者袭击了乌鲁木齐的维吾尔社区。有维吾尔居民表示,周二有人员死亡的情况。尽管有维吾尔人和汉人发动袭击的报道,但三 天以来,中国官方没有更新伤亡者的人数。

据法新社报道,周五,成千上万心怀恐惧的人涌向乌鲁木齐火车站和汽车站,希望离开乌鲁木齐 市。有关部门表示已增加额外班次,但仍供不应求,有票贩子告诉记者票价已飙升至原价的五倍。在乌鲁木齐八一汽车站,一位官员告诉记者,约1万名乘客乘车离 开乌鲁木齐,比平时的人数翻了一番。他表示,人数增加也与学生放假离开有关。据新华社周四报道,新疆交通厅已派遣108辆客车前往新疆高校运送学生返乡, 已运送学生3850名。

据美联社报道,新疆西南部城市喀什官员表示,包括记者在内的外国人必须离开喀什。喀什外事办表示,尽管该市没有出现骚乱,但出于安全考虑仍作出这一 决定。法新社一名记者和摄影师周五试图在著名的喀什艾提尕尔清真寺采访,被警方送回所在宾馆,并被要求其后离开喀什。法新社报道称,禁止外国记者在喀什报 道与允许记者在乌鲁木齐报道形成鲜明反差。中国政府称后者是更大程度开放的表现。法新社还报道称,艾提尕尔清真寺本周一直关闭。此前新华社英文电讯称,该 清真寺周五下午仍将开放。

另据法新社报道,周五,土耳其示威者在中国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前抗议,并焚烧中国制造的产品。据土耳其电视台NTV报道,来自一个消费者协会和支持 维吾尔人组织的代表参加了抗议,并呼吁土耳其政府禁止中国产品。土耳其总统居尔周五对新疆骚乱表示忧虑,并呼吁北京“公开、客观、透明”地调查骚乱原因。 居尔称,这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所应有的适当行为。不久前,居尔刚刚在访问中国时到访新疆。

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周四表示,如果流亡维吾尔人热比娅申请前往土耳其,她将获得签证。2006年和2007年,土耳其曾拒绝了热比娅向土耳其驻华盛 顿大使馆递交的签证申请。埃尔多安周三对新疆血腥骚乱表示忧虑,并呼吁北京保持克制。据美国之音报道,与新疆接壤的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大规模从新疆 撤回本国公民。哈萨克斯坦外交部周四表示,一名哈萨克公民在中国新疆的骚乱中受重伤。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安全事务顾问琼斯呼吁中国领导人在处理新疆骚乱事件时保持“适度的克制”。

中国新华网周四发表文章,批评“西方媒体偏见仍随处可见”。文章表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和英国广播公司BBC等西方主流媒体都采访了“世界 维吾尔大会”。文章还援引评论员分析称,外媒没有给出证据证明7月5日是和平示威。与此同时,博讯网刊登文章,批评中新网“中国学会面对外国媒体”一文对 《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等断章取义,仅摘出个别语句证明“中方反应赢得外媒一致肯定”。

综合报道:苗子

责编:叶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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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电视二台驻华记者韩诚目前正在骚乱后的乌鲁木齐进行采访报道。本台记者和他进行了电话联系,他在电话中介绍说,目前乌鲁木齐的局势看起来已逐渐恢复平静,但是在平静表面的背后可以感受到异常紧张的气氛。

德国之声:韩诚先生,目前乌鲁木齐的局势怎样?

韩诚:目前乌鲁木齐的局势看起来比较平静。居民重新上街,商店也都慢慢重新开了门。至少是在汉人聚居的城区看起来日常生活已经恢复。但是在平静表面的背后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一种异常紧张的气氛。特别是维吾尔人,他们都怀有巨大的恐惧感。他们不敢在摄像机前讲话,他们说他们受到压制,需要西方世界的帮助。他们讲述汉人打死为维吾尔人的悲惨情景。应该说当地的民族矛盾进一步升级,汉人和维吾尔人之间相互敌视,目前的局势实在算不上好。

德国之声:据说在乌鲁木齐的大街上大多是汉人上街,维吾尔人出于恐惧不太敢上街,情况是这样的吗?

韩诚:那要取决于去乌鲁木齐的哪个城区。比如说在市中心就很少能看到维吾尔人,他们害怕遭到汉人的殴打。相反,在维吾尔人聚居的城区也很少能看到汉人的身影,因为他们也害怕在那里遭到不测。应该说,两个民族都尽量避免去对方居住的城区。

德国之声:目前还有多少外国记者在乌鲁木齐采访报道?

韩诚:我估计现在还有100多名外国记者在这里。如果相对稳定的局势能够保持下去,我想,过几天可能大部分记者会返回他们在北京的记者站。

德国之声:您可以自由地进行采访活动吗?

韩诚:我得说,我感到很意外,这一次和去年西藏事件完全不同,这一次外国记者可以非常自由地去他们想去的地方,采访他们想采访的人。也没有安全部门的人跟着我们。我们的活动非常自由,这的确出乎我们的意料。但是有一点要强调,汉人接受我们的采访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维吾尔人大都不敢在镜头前说话。他们说,如果他们在屏幕上出现就会被警察抓起来投入监狱。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这些人心里很害怕不敢说话,那这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采访。但是从整体上来说,在外国记者自由采访报道这个问题上中国还是向前迈了一大步。

德国之声:中国官方称,乌鲁木齐局势已经得到控制,暴力事件平息。您怎样评价这种判断?

韩诚:我认为,目前在乌鲁木齐重新发生大规模骚乱流血事件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中国政府派驻了大量军队警察在这里。我自己以前还从来没看见过城市里到处是全副武装的军队警察的场景。地方局势在军队的维护下是得到了控制,但是我认为维吾尔人和汉人之间现在存在的根本矛盾却无法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政府只是压制这个问题。

德国之声:乌鲁木齐骚乱之后,当地的维吾尔人会不会遭到当局更强的压制?

韩诚:我的判断是,这场冲突表明问题还远远没有结束。这场冲突也显示出,中国政府执行的少数民族政策已经完全失败了。通过军事镇压维护少数民族政策,而不是举行对话,中国当局没有向少数民族问过:我们究竟哪里做错了?我们应该怎样改正?和我们交谈过的少数民族表示,他们感觉自己的利益没有得到充分的代表,也无法融入汉人社会,他们没有能力和汉人竞争工作机会。只要他们的这种感觉存在,民族间的和谐一体就无法实现。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彻底失败了,这一次的冲突也正说明了这个问题。

采访记者:洪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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