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年，有人批判中央政府限制新闻自由，亦有人认同放宽限制的进步。时至今日，内地新闻媒体虽然在监督社会民生等的方面贡献良多，但政治议题仍是难越雷池。
「要通过各种现代化的新闻和宣传工具，增加对政务和党务活动的报道，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反对官僚主义，同各种不正之风斗争。」
—— 赵紫阳，1987
舆论监督 力所不逮
「舆论监督」一词自从出现，20年来一直為内地政府与社会所注重。
它与西方主流媒体中的「看门狗」（watchdog）概念相似，但中国传媒一直被视為中共的喉舌，属行政的延伸部分，故不免影响了「编採独立」的新闻原则。
90年代，不仅地方媒体兴起了监督、调查类新闻的热潮，中央电视台等主流媒体也推出了舆论监督类节目。
中央电视台以《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為首的电视节目，表面上虽然履行了舆论监督职责，但实际上却受到来自上级的「方向指示」；而一些地方媒体的刊物如《冰点》、《南方都市报》等更受到严格审查的压力。
选材由政治被逼改為民生
曾於《新闻调查》任职的传媒人钱钢曾在书写道：「《新闻调查》节目有的被毙未播出，有的播出后挨了批，栏目开办仅几个月，已经焦头烂额。选题这个也不批，那个也不批。」
结果栏目从做《西古县村纪事》等反映地方政治的选材变為做社会民生问题的调查。
2006年初，著名时事刊物《冰点》周刊，则由於发表龙应台 <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胡啟立<我心中的耀邦> 等文章，被勒令停刊。
「冰点事件」令内地媒体对政府失望，龙应台并因此撰写公开信「请用文明来说服我」，声援《冰点》。
由此可见，舆论监督的诉求虽令传播改革有了借力之处，但在实践中仍受到很大阻力。
媒体偏向报导社会矛盾
其实，除了时政之外，政府对其他方面新闻的监管并不太严格。
《京华时报》记者卜昌伟亦表示，除了「文革」、「六四」等特别敏感话题之外，只有调查政府行為深入的新闻才会受到自由度的限制，而文艺出版方面限制很少。
他负责文艺出版、艺术展览方面的报道，舆论监督方面最常涉及的是盗版、抄袭等问题，并未遇到政府的干预。
《金融时报》社副总编包成柱却认為，现今的政府对媒体的态度已经开明许多，并且乐於看到媒体对政府起到监督作用——尤其是在惩治贪污腐败方面，但指出舆论监督在中国的意义
旨在构建服务型政府，而不在於监督意识形态，媒体开放时有必要考虑社会稳定。
包成柱举例，2001年南京冠生园月饼被媒体揭露使用陈年旧馅，有著70多年歷史的老字号一夜倒闭。
媒体专挑能够激起社会矛盾的部分报道，并不理会箇中缘由，民眾也一贯地相信媒体所言，很少自己思辨。
他说︰「其实，老字号的背后有许多传统的生產习惯，已经延续了数十年，只是现代人不了解，才一时难以接受。」
社会安定 是媒体责任？
包成柱称，西方民眾已经看惯了媒体报道负面消息，知道媒体常常為了抢夺市场而渲染事件，对於事件的真假对错自有定夺。
「可是中国没有西方所谓『民主』的根基，媒体就代表著真实。如任媒体自由报道、甚至进行政治攻击，会对社会稳定產生不可估量的破坏。」
包成柱认為，近年来的新闻「通气会」及报社收到的通知中，要求迴避报道的内容都在情理之中，可看出政府是出於社会稳定的考虑，并非欺瞒群眾。
不过，香港记者协会执委曾锦雯则认為，媒体是為了社会发声和改善施政，「社会安定与否不应是媒体的责任，而是通过政治经济配合达到的。况且如今网络资源丰富，有些事情人们总能知道的。」
信息开放大势所趋
近年来，内地媒体呈现百花齐放的状态，尤其是网络的发展，令内地媒体趋向多元化。
在网络上，时时能够看到网民自发揭露地方官员贪污及霸道行為，越来越多的普通大眾成为了「记者」，信息传播速度飞快，范围也更广。
「面对网络的兴起，政府不得不开放。」曾在《中国青年》杂誌任职的信海光说。
他表示，网络兴起之后，新闻的突破非常大，政府难以控制。
他指从内地政府开放予媒体採访奥运等事件可见政府的限制比往日放宽多。
编辑：林子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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