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南华早报》引英国一家专门负责风险咨询的安保公司称，基地组织在阿尔及利亚的一个分支声称要因乌鲁木齐事件报复中国。
报道引伦敦Stirling Assynt公司称，基地组织在阿尔及利亚的分支“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对中国发出直接威胁。
Stirling Assynt公司的报告说，虽然这是基地组织网络首次对中国发出直接威胁，但目前全球伊斯兰激进分子中针对中国的报复欲望极为强烈。
报告警告说，预计将会有其他伊斯兰激进组织效法“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把中国作为袭击目标。
目前在中东以及北非的工作和生活的中国人数以万计，据Stirling Assynt公司估计，仅阿尔及利亚一地就有约5万中国人。
据中国官方统计，新疆乌鲁木齐7月5日发生的民族骚乱事件共造成184人死亡，1680人受伤。
中国官方数据称，死伤者绝大多数都是汉人。当局指责世界维族人大会组织及其主席热比娅煽动民族骚乱事件。
不过世界维族人大会坚持说中国公布的数据并没有反映出维吾尔人社群的真实死伤数字，并指责中国军警射杀数百维吾尔人。
目前双方的说法都无法得到独立的证实。
无相关文章. http://bit.ly/3wLrtf #
由屠夫、王荔蕻日前带回来的信息显示，邓玉娇正被秘密关押：在巴东邓正兰家的时候，扮演爷爷角色的邓正兰告诉屠夫、王荔蕻他们，“现在邓玉娇在武汉住院治病”，“医疗费、生活费都由县里出，并且邓玉娇妈妈陪护的费用都由县里出”，而当屠夫、王荔蕻赶往武汉，找到那间医院时，医院负责人却说，“我们医院没有住过叫邓玉娇的病人”，这时候屠夫给邓玉娇的继父、爷爷家打电话，给县委、县ZF打电话，全都支吾其词。另，在巴东的时候，屠夫、王荔蕻他们的行动有便衣监视。毫无疑问，邓玉娇目前既无行动自由，又下落不明，探访者受监视，以防她被找到，这是典型的秘密关押。
对邓玉娇被秘密关押的处境，我们只能象鲁迅说的那样，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推测当局，这种时候，对当局作任何善意的评论，或善意的推测，都是对邓玉娇极不负责任的。对当局的所作所为，我们就说它是有组织、有预谋、有后台的绑架，咋啦？我们惟有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推测当局，才能迫使当局改变捂着盖着的做法，去掉專制家长的作派，转而努力使事情透明化，正常化，因为，当且仅当我们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推测当局的时候，十三亿国民才是十三亿个力量，而不再是十三亿个屁。小小一个巴东当局，能承受得了十三亿个屁，能承受得了十三亿人的压力吗？当越来越多的人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推测当局时，当局自会唯恐透明度不够不能取信于民，自会唯恐手脚不够干净而犯众怒，不需要我们提醒，当局自然知道应该怎样做，当局并不缺少脑子，他们缺的是良心，而我们就是要迫使他们按良心办事，马上释放邓玉娇，并惩办对邓玉娇的自由和安全构成威胁的犯罪分子。
有一群冷血的智者，他们一早就预言了今天的结果，他们为自己有先见之明沾沾自喜，他们的粉丝对他们佩服得五体投地，所以他们相当满意今天的结果，看有谁对结果不满意，不肯善罢甘休的，他们及其粉丝一概斥为不懂事，甚至群起而攻。但这些冷血的智者及其粉丝忘了一个常识，但凡有良心的预言家都不会希望自己那些负面的预言真的应验，他们之所以要作负面的预言，不是为了卖弄聪明，也不是为了让大家认命，恰恰相反，他们是希望大家能群策群力，挑战命运，走出宿命，他们不迷信什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什么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他们相信，只要足够努力，就一定能得到不一样的结局，一个比预料中的结果好得多的结局。
有一群脑残的愤青，他们喋喋不休地说邓玉娇现在很好，说她现在的生活是她自己选择的，没有强制成分的，她现在有政府关怀，有公安、国安保护，小日子过得不知有多温馨宁静，大家与其一天到晚打着关心的旗号骚扰她的生活，有时间不如多关心关心其他弱势群体吧。在这些脑残的愤青口中，邓玉娇都快成享受特权的达官贵人了，对此，我不想跟他们争辩什么，我只想问他们，如果他们也被秘密关押，他们会希望外面的人说类似的话吗？
还有一群既冷血又脑残的鹰犬，他们竟说邓玉娇案不是强奸未遂，而是嫖娼未遂，让我们用口水淹死他们！
法院把人交给邓爷爷，邓爷爷又把人交给领导，领导又把人交给精神病院，最后是“民意领袖”现身说法，让屁民们相信，黑社会虽黑，还是挺可亲的，这事就算和諧了，但是，有良知的人们，你们接受这样的和諧吗？
2009年7月13日
附：点评《巴东行》——关心邓玉娇近况的人看过来
《巴东行》原文水分太多，在这里浓缩了一下，要看原文可以到王荔蕻的博客去看。
《巴东行》
一直关注邓玉娇，所以当屠夫邀请一起去看邓玉娇的时候，欣然同行。
一行几人，我，屠夫，染香，凯迪的人，7月4日下午去到邓爷爷家。
邓玉娇爷爷说，宣判以后，我们家里写了申请书，申请去看病。县里研究了以后，同意去看病。（评：有病要写申请，经县里同意，才能看病，超级雷人！）现在邓玉娇在武汉住院治病。医疗费、生活费都由县里出，并且邓玉娇妈妈陪护的费用都由县里出。给家里解决了大问题了，我们也很感谢ZF.（评：太幸福了，除了说感谢ZF，还能说什么？）
我的印象是，邓爷爷应该是一个善良的老人。（评：这么轻信啊，欠耍！）
邓爷爷拨通了邓玉娇的电话，屠夫一直在问邓玉娇在哪家医院住院，邓玉娇表示不方便说。屠夫反复说，屠夫哥哥只是想看看你，看见了你全国网民就放心了。邓玉娇说，医院也不会允许会见的。屠夫说我会跟医院沟通的。邓玉娇说了一个医院名。（评：以邓玉娇的处境，很怀疑她能不能确定自己在哪里，那个医院名字很可能是人家骗她的。）
离开邓爷爷家，回到宾馆，在大堂见到一个若无其事举着手机拍我们面部的便衣。（评：这便衣是怎么来的？是一直有便衣监视可疑人员，还是邓爷爷家及时通风报信？）
晚餐是全体和这位警官一起吃的。（评：希望是AA制，如不然，鉴于这位警察同志正在执行监视任务，他无论是请吃，还是被请吃，都有腐败嫌疑哦。）
比较踌躇的是要不要去看邓玉娇？凯迪的人经过请示老总说他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传达凯迪希望邓玉娇去他们那学习和工作的讯息）。（评：见到邓爷爷，任务就完成了，无语。）
我们呢？我觉得我是代表北京四、五个后援团去的，没有见到人，心里始终放不下。决定还是跟屠夫一起去武汉。
7月6日星期一，我们到了武汉某精神病医院。找到了主管的医院黨委办。主任来了，说经查，我们医院没有住过叫邓玉娇的病人。在那里屠夫又给邓玉娇的继父、爷爷家打电话，给县委、县ZF打电话，都支吾其词。无奈，只好离开医院。（评：知道被耍了吧，前面还说邓爷爷应该是一个善良的老人，真是傻到家了！）
回到“7天连锁酒店”，屠夫继续给县委办公室打电话，给所有能想起来的地方打电话。还给那个跟我们共进晚餐的警官打电话。说我们没有恶意，我们希望这件事情能够透明。（评：希望事情透明就是最大的恶意！）
那位警官答应反映一下，回电话。没有回话，再打，就关机了。
尽了所有的力了。
没有见到邓玉娇。（评：巴东人民与试图骚扰邓玉娇的一干刁民斗智斗勇，取得阶段性胜利。）
作者:林云海
中国报道周刊, 2009-07-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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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新华社星期天报道，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印发《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据这项规定，对决策严重失误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对群体 性、突发性事件处置失当，导致事态恶化，造成恶劣影响的等七种情形，将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问责方式包括责令公开道歉、停职检查、引咎辞职、责令辞职 和免职五种。 实行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者一年内不得复原职。其中将被从重问责的四种情况为：干扰、阻碍问责调查的；弄虚作假、隐瞒事实真相的；对检举人、控告人打 击、报复、陷害的；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从重情节。
对于新公布的“暂行规定”将“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处置失当”放在第二 位。北京理工大学胡星斗教授认为：“现在的问责制度强调的是社会稳定，主要是对突发性事件、群体性事件，以及重大的用人失察，追究责任，所以我认为，这样 的问责制度对于约束下级官员，也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
今年是六四事件20周年，又是中共建政六十周年。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徐 友渔教授表示：“以前的是一般性的问责制，而今年可能特别强调，因为今年是一个特殊敏感年份，特别强调在出现大规模群体性事件，这样的事情上，特别加重这 方面的分量，这还是有重点、有针对性的。就要把这种（所谓的维护稳定）责任，层层分配到各个政府或各个官员头上，所以现在又来加强一下，这在中国是司空见 惯的”。
近年来、尤其是最近几个月，连续出现多起重大群体事件，如贵州的瓮安事件、今年的湖北邓玉娇事件和石首事件，以至最近的乌鲁木齐骚乱。有分析认为，当局在此时出台相关规定，毫无疑问是为了加强其官员对职责的意识，同时也平息公众对党政官员日益增长的反感。
引 人关注的是，这一官员问责新规定，推出的时机恰在新疆流血冲突事件之后，究竟是时间的巧合，还是意有所指，即新疆自治区的高官，如区党委书记王乐泉是否要 面对此次事件“问责”，胡星斗表示，要看中央如何最后定性，主要是官员处置不当，还是纯粹由境外的煽动造成。而徐友渔认为，王被问责的可能性不大：“（高 层）倚重他在新疆维持局面，所以要问他责的可能性，我猜想是很小的”。
根据规定，问责对象包括中共中央、国务院各部门及下属官员﹔县级 以上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及其所属成员。胡星斗认为，只是自上而下的问责，其主观性、随意性太强：“如果上级领导喜欢某个下级，可能他就不问责，或者问责非 常轻，如果本身对某个下级领导有意见，那可能就要严厉地追究责任，所以目前的问责，主观性可能太强了”。
因此，胡星斗认为，中国未来的问责，恐怕还是要进行更多的民主问责，也就是通过民意调查，了解民众的意向：“一方面要自上而下的问责，另一方面还需要自下而上的问责，也就是公民问责、民主问责，只有把两种问责结合起来，再加上媒体的问责，才会有真正的效果”。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乔龙的采访报道。
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
《暂行规定》的颁布实施，是加强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完善领导干部行为规范的重要举措，对于加强党政领导干部的管理和监督，增强党政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更好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要认真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对党和国家高度负责、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精神，切实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职责，兢兢业业完成好各项工作任务。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依照《暂行规定》严肃问责，充分发挥问责在党风廉政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为加强对党政领导干部的管理和监督，增强党政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和大局意识，促进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党内法规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等国家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工作部门及其内设机构的领导成员；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领导成员，上列工作部门内设机构的领导成员。
第三条 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坚持严格要求、实事求是，权责一致、惩教结合，依靠群众、依法有序的原则。
第四条 党政领导干部受到问责，同时需要追究纪律责任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二章 问责的情形、方式及适用
第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
(一)决策严重失误，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
(二)因工作失职，致使本地区、本部门、本系统或者本单位发生特别重大事故、事件、案件，或者在较短时间内连续发生重大事故、事件、案件，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
(三)政府职能部门管理、监督不力，在其职责范围内发生特别重大事故、事件、案件，或者在较短时间内连续发生重大事故、事件、案件，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
(四)在行政活动中滥用职权，强令、授意实施违法行政行为，或者不作为，引发群体性事件或者其他重大事件的；
(五)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处置失当，导致事态恶化，造成恶劣影响的；
(六)违反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有关规定，导致用人失察、失误，造成恶劣影响的；
(七)其他给国家利益、人民生命财产、公共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等失职行为的。
第六条 本地区、本部门、本系统或者本单位在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方面出现问题的，按照《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追究党政领导干部的责任。
第七条 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的方式分为：责令公开道歉、停职检查、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
第八条 党政领导干部具有本规定第五条所列情形，并且具有下列情节之一的，应当从重问责：
(一)干扰、阻碍问责调查的；
(二)弄虚作假、隐瞒事实真相的；
(三)对检举人、控告人打击、报复、陷害的；
(四)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从重情节。
第九条 党政领导干部具有本规定第五条所列情形，并且具有下列情节之一的，可以从轻问责：
(一)主动采取措施，有效避免损失或者挽回影响的；
(二)积极配合问责调查，并且主动承担责任的。
第十条 受到问责的党政领导干部，取消当年年度考核评优和评选各类先进的资格。
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的党政领导干部，一年内不得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
对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的党政领导干部，可以根据工作需要以及本人一贯表现、特长等情况，由党委(党组)、政府按照干部管理权限酌情安排适当岗位或者相应工作任务。
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的党政领导干部，一年后如果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除应当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履行审批手续外，还应当征求上一级党委组织部门的意见。
第三章 实行问责的程序
第十一条 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进行。纪检监察机关、组织人事部门按照管理权限履行本规定中的有关职责。
第十二条 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依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对因检举、控告、处理重大事故事件、查办案件、审计或者其他方式发现的党政领导干部应当问责的线索，纪检监察机关按照权限和程序进行调查后，对需要实行问责的，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向问责决定机关提出问责建议；
(二)对在干部监督工作中发现的党政领导干部应当问责的线索，组织人事部门按照权限和程序进行调查后，对需要实行问责的，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向问责决定机关提出问责建议；
(三)问责决定机关可以根据纪检监察机关或者组织人事部门提出的问责建议作出问责决定；
(四)问责决定机关作出问责决定后，由组织人事部门办理相关事宜，或者由问责决定机关责成有关部门办理相关事宜。
第十三条 纪检监察机关、组织人事部门提出问责建议，应当同时向问责决定机关提供有关事实材料和情况说明，以及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
第十四条 作出问责决定前，应当听取被问责的党政领导干部的陈述和申辩，并且记录在案；对其合理意见，应当予以采纳。
第十五条 对于事实清楚、不需要进行问责调查的，问责决定机关可以直接作出问责决定。
第十六条 问责决定机关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对党政领导干部作出的问责决定，应当经领导班子集体讨论决定。
第十七条 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应当制作《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决定书》。《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决定书》由负责调查的纪检监察机关或者组织人事部门代问责决定机关草拟。
《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决定书》应当写明问责事实、问责依据、问责方式、批准机关、生效时间、当事人的申诉期限及受理机关等。作出责令公开道歉决定的，还应当写明公开道歉的方式、范围等。
第十八条 《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决定书》应当送达被问责的党政领导干部本人及其所在单位。
问责决定机关作出问责决定后，应当派专人与被问责的党政领导干部谈话，做好其思想工作，督促其做好工作交接等后续工作。
第十九条 组织人事部门应当及时将被问责的党政领导干部的有关问责材料归入其个人档案，并且将执行情况报告问责决定机关，回复问责建议机关。
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情况应当报上一级组织人事部门备案。
第二十条 问责决定一般应当向社会公开。
第二十一条 对经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人员实行问责，按照有关法律规定的程序办理。
第二十二条 被问责的党政领导干部对问责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问责决定机关提出书面申诉。问责决定机关接到书面申诉后，应当在30日内作出申诉处理决定。申诉处理决定应当以书面形式告知申诉人及其所在单位。
第二十三条 被问责的党政领导干部申诉期间，不停止问责决定的执行。
第四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对乡(镇、街道)党政领导成员实行问责，适用本规定。
对县级以上党委、政府直属事业单位以及国有企业、国有金融企业领导人员实行问责，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二十五条 本规定由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文化涵义决定了我们的特性以及我们解读现实的方法；影响着我们的观念，我们对待他人的方式，以及我们与世界互动的方式。媒体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们的思维，同时也影响了我们的行为。
全球化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和技术过程。全球化的世界还使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多，各种信息自由流动，文化相互依赖。跨越文化差异的交流是当今世界面临的重要挑战。因此，媒体在鼓励全球意识方面发挥着真正的“媒介”作用。
国际关系新模式的出现——部分是通过2001年启动的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引入了一项全球议程，其中对话概念成为各种文明、文化与民族间关系的优先原则。全球议程试图阐明一种共同的道德标准，借以解决和平与安全所面临的各种威胁(1)。依据开展文化间对话和尊重多样性做出的承诺是人权进步所不可或缺的 (2)。
2001年通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承认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也承认具有开展文化间对话的潜力。《公约》在其序言中指出，“应把文化视为某个社会或某个社会群体特有的精神与物质，智力与情感方面的不同特点之总和；除了文学和艺术外，文化还包括生活方式、共处的方式、价值观体系，传统和信仰。”
2005年，《关于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又对此进行了补充。第2条强调多样性和尊重基本自由的相互依赖：“只有保障人权和基本自由，如言论、信息和交流的自由，以及个人选择文化表现形式的能力，才能保护和促进文化多样性。”
在铭记这些框架的同时，必须要强调利用信息和传播来确保不同文化拥有能够自由表达——以自己的方式——的空间是促进各民族与各文化间相互理解的关键。媒体有能力促进这种文化间对话。通过挑战我们世界中关于“另类”的普遍态度和假设，媒体能够超越既有的陈规定型观念，清除那些引起误解和猜疑的无知，由此促进对差异的容忍和接受。这样的容忍和接受重视多样性，并以此为契机来促进了解。
倡导言论自由所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通常也是容忍和理解的拦路石——由冒犯其他文化或特性或与之对抗的言论所引发的紧张状态。一个无可争辩的实例就是最近的“丹麦漫画事件”（2005年）。
教科文组织在第一七四届执行局期间进行了辩论，其中强调了言论自由与尊重宗教信仰和象征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不可分割性。当时，教科文组织执行局一致通过了一项决定，“秉承相互尊重和相互理解的精神，坚持言论自由”，并敦促“相互尊重文化多样性、宗教信仰和宗教象征。” 执行局的辩论强调了媒体或能加深分歧，或能建立有关他人及其历史的知识以提升文化间的理解。
在任何一个民主社会里，尊重文化差异的同时维护言论自由始终是一种需要辩论和协商的平衡关系。我们有权发表坦率甚至严厉的言论，除非是有意煽动歧视、敌对或暴力。必须要依据这一标准来衡量任何限制言论自由权利的企图。此外，我们在宗教和文化方面的权利也必须得到尊重。各种人权之间没有等级之分。这些权利相互联系，正是对所有权利的相互尊重才能确保每一个个体的尊严。
各个国家、各种文化以及各族人民的经验和贡献丰富了文化多样性，承认这一点至关重要（3）。文化多样性促进了普遍的价值观，并且建立了一种共同的基础，在此基础上任何单一文化都不可能占据垄断地位。多样性也可能引发分裂、不容忍，甚至暴力，但自由、多元和专业的媒体为就不同意见开展非暴力协商提供了一个论坛。
